三年来，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尽管多年来许多国际组织和专业人士一直在警告可能会发生一场全球大流行，但新冠疫情的爆发还是让全世界猝不及防。我们希望疫情危机尽快过去，但是这能做到吗？世界卫生组织前任总干事曾表示，“疫情总有开始，也终将结束”。然而从社会学和心理学层面来看，大流行并不会很快消失。我们生活在疫情时代，面对的不只是一场疫情危机，这次疫情还会带来许多重大而持久的变化，许多影响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逐步消除。

疫情危机放大了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重大变化，有些变化早在疫情爆发之前就已经出现，随着疫情到来而加速发展。这些变化包括不断加速的自动化创新、不断加剧的社会不平等、不断强化的科技监管、不断升级的中美竞争，也包括局部倒退的全球化进程、经济范式变迁和日益分裂的地缘政治格局。

还有一些即将到来的变化，它们绝不只是原有趋势的加速发展，而是在疫情之前完全无法想象的变化。比如，对社会重大事项的重新考量（“大辞职潮”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更激进的社会福利和税收政策、新型国家干预措施、日益受到欢迎的幸福政策和人们重新恢复对自然的敬畏等，这些都属于刚刚出现却愈发重要的系统性变化。

世界在变化，能够塑造我们的观点、影响我们选择和行动的「叙事」也发生了改变。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新书《大叙事》中，提供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叙事，阐明了即将到来的变化和人类的对策，从经济、环境、地缘政治、社会和技术这五大领域，审视后疫情时代人类社会将要面临的共同挑战和问题，采用多元化视角分析这五类问题的解决方案和人类社会的未来之路。

世界需要怎样的经济增长？

当前，全球公共债务达到了“二战”以来的峰值，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也达到了战时规模，这使财政和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变得十分困难，将给“决策者带来艰巨的挑战”，在通货膨胀可能卷土重来的背景下，这一问题显得尤为严重。当利息开始上升，债务的可持续性会立刻面临风险：政府的偿债成本会大幅攀升。在增长放缓、债务上升的背景下，世界将走向何方？

在诸多影响中，有四个方面最为突出：第一，国家之间的趋同性终止；第二，通货膨胀卷土重来；第三，生产效率再次提升；第四，加密货币强势出现。前两个将产生很大的问题，第三个将为我们带来希望，第四个则揭示了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未知和不确定性。

第一，富国和穷国之间趋同性的终止可能是暂时性的，也可能成为后疫情时代经济格局的系统性特征。目前来看，一个可以确定的趋势是，世界经济的疫后复苏将是不平衡的。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前景要远逊于发达国家，这种相互背离的情形将会形成“双速”全球经济局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曾预计发达国家的经济产值到2022年将会恢复至疫前水平，然后便会小幅超越，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至少在2025年以前都会远落后于这一趋势。

在可预见的未来，出于几个现实原因，全球经济增速将低于以往。这些原因包括（不按特定顺序排列）：全球人口老龄化、社会不平等、全球化的局部倒退及其带来的供应链危机、高负债水平、地缘政治冲突和中国经济增速不可避免地趋缓。这些因素通常会相互交织、相互强化，限制未来的经济增长。

虽然经济学家和决策者承认各国需要经济增长来摆脱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但他们也希望在确保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同时，实现人类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健康。因此他们渴望用一种新的衡量工具来评估人类生产和消费决策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既能体现对儿童看护和志愿者活动等社会工作的重要贡献（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又能兼顾经济效益的分配方式。这些方面是无法通过GDP来体现的。最早提出用更好的人类进步指标来取代或补充GDP的是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Kuznets）。他在“二战”前夕首创GDP概念，但很快意识到这一概念并不能涵盖社会福祉。罗伯特·肯尼迪在几十年后指出，GDP衡量一切，但“无法涵盖那些让生命有意义的因素”，包括健康、教育和儿童福利等。

自此，各国不断探寻能够代替GDP的指标，比如不丹提出的“国民幸福指数”，马来西亚提出的“生活质量指数”、“真实发展指数”，经合组织认可的“美好生活指数”和“同一个地球资产负债表项目”等。所有这些提议都旨在采取不同的方法，用社会、环境因素补充甚至取代GDP指标。虽然此类努力仍在继续，但用人均GDP（平均每个人创造的GDP）来代替总量GDP可能是最好的办法。

人均GDP反映了一个被大多数替代性方法忽视的关键现象：有些国家的人口下降了。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日本常常被描述为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因为日本同时面临人口下降和增长停滞两大问题。但是如果将人口结构纳入统计数据，将总量GDP转化为人均GDP，我们就会发现日本的发展表现要好于大多数国家。日本的人均GDP一直在高位上保持增长，并且自2007年以来，适龄劳动人口实际的人均GDP（这个定义比人均GDP的范畴还要窄）增速超出了七国集团的其他国家。

随着世界各国进入老龄化社会，越来越多的国家经历了人口的负增长，人均GDP将成为最好的衡量指标：如果人口降幅大于总量GDP降幅，那么即使出现经济衰退，人均GDP仍有可能呈上升趋势，这或许表明实际情况没有预想的那么糟糕。主张使用人均GDP这一指标的理由包括：它往往代表着一个国家采取的措施有助于强力提升该国的生活满意度（幸福指数），比如更高的预期寿命、更有效的社会保障、更低的婴儿死亡率和贫困率、更少的空气污染和腐败问题。

这些已经得到一年一度的《世界幸福报告》的证实。根据最新发布的报告，在排名前二十五的国家中，只有一个国家（哥斯达黎加）的人均GDP不足15000美元；而排在后六十名的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超过15000美元。

未来数年，不管上述潜在的替代性指标进展如何，许多领导者仍然会痴迷于追求GDP的最大增长，因此GDP仍将左右大多数经济决策。然而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是，各国将日益注重用不同的视角来衡量进步，并且会更加重视保护GDP衡量范围之外的要素（比如生物多样性和社会凝聚力等）。

气候行动步履维艰

专家和科学家从未如此清晰地分析和评估人类社会面临的生存威胁，截止目前我们每个人都能明显感受到气候变化。极端天气在世界各地频繁发生甚至已经快速成为一种常态。世界气象组织近期报告称，气候变化引发的灾害数量在过去50年中增加了500%，造成了价值3.64万亿美元的损失，夺走了200万人的生命，尤其给贫困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环境科学家约翰·罗克斯特伦在与《大叙事》作者施瓦布对谈中介绍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并阐述了人类“无路可退”的重大影响：“我们必须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是否在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生命支持系统？我们是否正在推动地球远离自最后一个冰川时代以来一直保持的超级稳定状态？如何在一个稳定和强韧的地球上，为人类界定一个安全的活动空间？我所想要阐述的大叙事是我们目前处于人类世的中期，人类是推动变革的主导力量，因此必须和地球重新建立连接，成为地球的守护者就必须认识到地球拥有无法改变的边界。”

气候行动目前可谓是步履维艰，这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缺乏对碳排放的定价；第二，推广低碳技术的工作成效不足；第三，国际气候协定实施架构失灵。

如果不能对世界范围的二氧化碳排放进行定价，脱碳工作就永远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激励。没有明确的价格，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就不会大规模改变行为方式。许多地方都制定了碳定价计划，但都存在不足之处。它们要么确定了相对高的价格却只涵盖小部分经济活动（比如欧盟只针对不到一半的经济活动实行碳定价）；要么覆盖范围很广但征收的碳税很低（比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实行的排放限额和交易系统）。

诺奖得主威廉·诺德豪斯预测指出，为了实现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的目标，或者在2050年以前实现净零排放，到2030年碳价必须升至300～500美元/吨，到2050年以前继续升至1000美元/吨。

此外低碳技术投资不足主要是由于威廉·诺德豪斯所说的“创新激励失调”引起的，如此大规模吨开发建设离不开政府强力支持，因为绿色创新带来的公共回报要远大于私人利润。

所以一个全面的国际气候政策必须解决上述三大相互依存的问题，既要制定普遍性碳定价机制，构建有效的低碳技术公共支持体系，又要为国际气候协定打造全新的架构。大多数专家和市场参与者认为，如果不能施行系统性甚至是“激进的”改革措施，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进步，而只有政府才有能力也有合法的理由来推进这些改革。

地缘政治：中美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目前对抗的原因可以用“修昔底德陷阱”的比喻来概括：一个崛起的大国挑战原先的霸主时，不可避免地出现结构性紧张关系。这种对抗将是未来数年全球混乱、无序和不确定性的来源，因为无论“喜欢”美国与否，对美国全球角色的质疑和美国逐渐脱离国际舞台的趋势，都必然会加剧国际动荡。许多国家原先依赖美国凭借霸主地位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维护海路安全并解决其他全球问题），现在却不得不自行管理自己的地盘。因此，地缘政治格局将受到“全球治理赤字”的影响。

最近，中等规模的国家更加强硬并实施自己的行动计划就是这一问题的具体表现，比如土耳其在高加索地区的行动、白俄罗斯在欧盟边境的行动、巴基斯坦在阿富汗的行动或沙特阿拉伯在也门的行动等。尽管这些行动局限在区域之内，却使世界更危险、更混乱，因此不利于全球稳定。展望未来，除非个别国家和国际组织成功找到解决方案，在全球范围内改善合作，否则我们就有可能进入“熵时代”：紧缩、怨恨、分裂、愤怒和狭隘日益决定世界的面貌，使之更难理解，缺失秩序。

由于上述所有原因，未来几年中美关系的走向将是决定全球地缘政治以及其他领域主要成果的压倒性因素。

两国在众多领域相互依存，触及国际事务的最重要方面：气候和环境变化、全球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国际贸易和投资、冲突和地区动荡、未来科技治理、意识形态领域根深蒂固的冲突、太空主导权竞争等。其中每项重大议题的结果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国合作的能力。但经过长期的战略接触，两个国家似乎已经得出结论:双方最根本的意识形态、政治和战略鸿沟无法弥合。

清华大学的薛澜把两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责任归咎于美国。“很久之前，学者们就已经警告过这一潜在陷阱。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争端表明，美国国内政治的运作方式使任何政客都无法摆脱这样的陷阱。人们曾希望美国新政府改变现状，但遗憾的是，他们错了。新政府或多或少是在重走老路。这不是随便一位政客都能轻松解决的困境。”

社会不平等加剧

在我们共同面对的众多社会挑战中，最具危害性、最深层次的莫过于不平等。

新冠疫情加剧了此前一直存在的不平等状况，使其在几个方面严重恶化。首先是疫情暴露了不同社会阶层遭受的不同风险，凸显了阶层之间的惊人差异。其次是疫情揭示了工作的绝对重要性、天然的价值属性与其带来的经济报酬之间深度脱节的问题。换而言之就是疫情让我们明白在危机来临时，社会最需要的人（包括护士、快递员、清洁工）获得的经济价值却最低。再次时我们观察到某些国家追求的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太高了资产价格，尤其是金融市场和地产市场的资产价格，从而扩大了财富差距。

《鱿鱼游戏》在全球范围内大受欢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一系列游戏引起了世界各地观众的共鸣。富裕国家的繁荣似乎变得越发难以企及，而相互攀比带来的过度负债让许多人的生活陷入悲惨的境地。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与过去相比，那些出身贫寒、缺乏社会关系的人越来越难以突破社会阶层。整个社会体系似乎对弱势群体有了深度偏见。

对不平等的日益担忧及其引发的深层次不满情绪将促使许多国家重新界定社会契约。广义来讲，社会契约是指官吏公民个人和制度体系关系的安排及预期，是连接所有人和整个社会的黏合剂。几十年来，几乎所有国家的社会契约都在慢慢发生变化，在不知不觉间迫使公民个人对自己的生活和经济成果承担了更大责任，人们对社会契约失去信任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平等问题、绝大多数再分配政策失效、被排斥和被边缘化的感觉以及广泛存在的不公平感。构建更公平的新型社会契约是一个具体而又迫切的需要。

新型社会契约会采取哪种特定模式呢？其实并没有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模式，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但是有效的社会契约具有三点最为突出的共同的特征和原则：

（1）提供更加广泛的社会援助、社会保险、医疗和基本的优质服务

（2）加强对劳动者的保护，为其提供强制性的福利、最低的体面工资，并帮助他们适应创新及其带来的颠覆性影响。

（3）重新界定社会契约是一项划时代的任务，我们必须倾听年青一代的声音，因为是年青一代将要生活在新型社会契约下，所以他们是否遵从社会契约至关重要。

技术乐观主义or技术悲观主义

关于技术对人类的贡献，人们的看法总是针锋相对。有些人认为技术是解决人类问题的最终方案，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也有人对技术的作用有所怀疑，担心技术可能被用于不法目的。

无论如何，技术变革不可避免的会到来，与社会、经济或者地缘政治等复杂适应系统的变革相反，技术的变革更显而易见。技术是一种现实，不依赖于价值判断，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许多人认为明日的世界在根本上与昨日别无二致，只是多了技术变革的附属品。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就持有这种观点，他在讨论未来的变化市肯定地说：“人类关系的基本属性——爱、友谊、权力和敬意，这些基本的人类关系并不会随时间而改变，变化的只是技术。”

某些技术变革使我们成为技术乐观主义者，另一些则使我们倾向于技术悲观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叙事方式塑造了我们对技术进步中包含的机遇和风险的看法。科学家在表达未来看法时往往比较谨慎，但科幻小说作者则不然。后者正是以这些文学、电影或者漫画作品影响和塑造了我们对科技的看法。

以人工智能为例，人工智能激发了恐惧也点燃了希望，各种情绪往往是因为不同的文化偏见造成的。对人工智能未来的研究表明，西方叙事的一个分支对整个英语世界的人工智能反乌托邦前景产生了过度的影响，关于人工智能应该是什么面貌，我们的想法来自于好莱坞电影，在英国所做的一个调查显示如果人们关注人工智能，他们会提到“终结者“。相比之下，日本人对于人工智能的态度明显不那么反乌托邦，因为日本漫画中的机器人有着独特的文化历史，比如最著名的《铁臂阿童木》和《哆啦A梦》深刻影响了人们对人工智能的联系。这就是不同的叙事方式完全改变人们对科技思考的典型案例。

要解决看似令人畏惧的问题，可以从实用角度开始——我们每个人都应采取行动，关注我们分内的事情，比如体恤别人的感受，向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重新认识自身的责任并愿意承担责任。换言之，我们应当建立一种信念：基于对美好未来的无限向往而心怀希望，我们就能改善现状，如果随之采取关键行动，就有可能取得成功。

*整理摘编自施瓦布新书?《大叙事：构建韧性、公平和可持续的社会》，中信出版社，作者施瓦布，系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马勒雷，?“每月晴雨表”管理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