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小星，原载于传媒评论（ID：cmpl0571）

我是2010年7月进入新闻行业的。2011年，我从广州的羊城晚报来到杭州媒体工作，2014年加入钱江晚报。我采写的领域比较单纯，基本没跑过线口，一直在写偏深度的报道。这恰好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因为我从高中开始，就经常看《南方周末》和《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成为一名深度报道记者，是我一直以来的理想。

入行七年多，我对采写深度报道积累了一点浅薄的认识。

在我看来，稿子虽然体裁、题材会有不同，但对新闻事件的呈现、新闻人物的挖掘、新闻现场的还原等，其实在方法论的层面并没有太大区别。我首先觉得，新闻采写是一门手艺活。而手艺的高低，就在于场景和细节的到位。正所谓“魔鬼在细节中”，一篇好的报道，如果读完没有一个让你印象深刻的细节，那么这篇报道注定是失败的。

中青报冰点周刊主编从玉华认为，“写作应该是一个梯形结构，梯子的顶端是宏观意义，是普世框架，梯子的末端是场景、细节。”《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库主编南香红也明确提出特稿五要素：故事、场景、细节、情感、文采。而《每日人物》主编张寒则更进一步明确指出：“我列了专业记者具备的三种武器，第一个是判断力，第二个是突破力，第三个是细节力（即对细节的感知能力），决定每一篇稿子不同的地方正是细节。”

既然细节如此重要，那么细节何来？下面将论述我对记者“细节力”的一些思考。

1

细节首先来自无穷无尽的采访

我认为场景搭建和细节呈现，首先来自无穷无尽的采访。我们通常会说，这个记者写得真好，却很少听人夸奖，这个记者采访得真好。事实上，好的新闻写作，一定是建立在大量、深入的采访基础上。

我曾于2016年1月做了一篇报道——“天津港爆炸牺牲消防员的父母借助试管再孕”。这篇独家报道，当时得到了各大门户网站的头条推送，获得数万条评论。

我是从《人物》杂志的一篇报道中得到线索，说有个退役消防员张梦凡，想去看看他牺牲战友的家人。他们属于天津滨海新区八大街消防中队，在天津港爆炸事故中，是伤亡最惨重的现役消防队：8人遇难，18人重伤，而张梦凡因为事发前训练时摔伤胯骨，转为在后方接电话，因而成为幸存者。他退役后，觉得内心不安，因而想去那些牺牲战友的家里看看。

我当时觉得，这个题材不错，让我想起电影《集结号》，我本来是想去写一个类似《集结号》的兄弟情的故事，因此随张梦凡去了湖南永州。他所探望的这位牺牲战友名叫蔡家远，牺牲时只有19岁。

稿子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2015年9月12日，蔡来元尚在处理儿子的后事，刘云爱只身一人来到长沙的医院。

第一次检查时，高龄的刘云爱，让医生吃惊。

她问刘云爱：“有过孩子吗？”

刘云爱说：“我有过一个女儿一个儿子。”

医生更惊讶：“那为什么还要来做试管？”

刘云爱说：“我儿子是消防员，他在天津爆炸时牺牲了。”

那个医生一听就哭了。她说：“你儿子是英雄，希望你能再得到一个孩子。”

——黄小星《永不回来的兄弟，孕育新生的家庭》

这段和医生的对话，挖掘上没有太多技巧，就是我和蔡家远的母亲反复对话，一点点地“抠”出来的。我当时在蔡家住了三天两夜，由于他们对陌生人的防备，再加上刘云爱还处在并不稳定的孕前期，直到第二天晚上，蔡家才告诉我他们去做试管婴儿。事实上，我在那天白天，已经摸清了蔡家远的生平，感觉素材已经差不多能支撑我完成一篇细腻、丰富的报道了，不料当我想再深入聊一下时，发掘了这个更有价值的细节。

稿子中还有一个细节是我比较满意的：

当地县政府出资，帮杨钢在半山腰修了烈士墓。杨钢的父亲杨大国骑着摩托车，带张梦凡去拜祭。这个沉默寡言的父亲没有哭，他还带张梦凡去看杨钢小时候经常玩耍的一片湖。在来去的路上，经过杨钢的墓地，杨大国摁了两下喇叭，便头也不回地往前骑。

这条路也是杨大国每天上下班必经之路，路过时他会摁两下喇叭，向天上的儿子问好。

——黄小星《永不回来的兄弟，孕育新生的家庭》

在天津港爆炸消息传出之初，网上流传着一份“最感人聊天记录”，一位消防员和他的朋友交待：“如果我回不来，我爸就是你爸”，他还提到，自己的战友“钢子”走了、牺牲了。这位钢子，后来被证明是张梦凡的班长杨钢，是第一个被证实牺牲的，因而张梦凡首先去探望了他的家乡。

在和张梦凡聊天时，当我得知他去看过杨钢的墓地时，我问他，墓碑上写了什么？他说就是杨钢烈士，这个回答没有信息量。我接着问他，杨钢的父亲什么态度，他哭了吗？张梦凡说没有哭，好像也没什么。很可能，当我们提问到这里，对话就断了，但是我还是不死心，我觉得凭常识来判断，一个父亲去自己儿子的墓地，总会掩藏不住自己的情绪。我就继续问他，他父亲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举动吗？张梦凡想了一下，回忆起来，说那个父亲每次路过儿子的墓地都会摁两下摩托车喇叭，这条路还是他上下班的必经之路。

当时我一听，就觉得这应该会是一个非常棒的细节，有一种哀伤的仪式感。

一些在我们看来无关紧要的细节，堆积在一起，读来就非常生动、具体。我们在写作时，受限于采访对象的表达，或受制于自身的认识与惰性，往往会获取许多无增量的信息，一两个细节语焉不详不要紧，整篇文章如果都是大而化之的描述，文章的质感就会变得很差。

比如我们问到采访对象和他人如何会面。对方可能会觉得不重要，说，“啊，就是在车站，我向他走去，他向我走来。”很可能我们得到这个答案后，也觉得没意思，便不会再追问下去了。但事实上，如果这次会面对全文非常重要，记者应该把当时的天气、氛围、双方的穿着打扮等全部追问出来。

正如南香红所言：“要追问到自己可以看到感受到当时的场景，画面、温度、声音、气味、气氛，细节要细至纤毫，人物要能达到性格化，并使之成为贯穿场景的线索，有了这些场景才能活起来。”

而张寒也提出一个概念，叫“细节的最后一寸”。她说，这个“最后一寸”，就是“能击打到读者内心最深处的东西，对它的把握也是记者最重要的能力”。

2

细节源于大全景观察

细节何来？我觉得第二点就在于大全景式的观察。

每个记者都有不同的采访风格，有人擅长提问，有人擅长突破，而对于我这样一个社交恐惧症患者来说，观察是我喜欢的一个采访方式，帮助我自然地进入状态，而且也许会发现别人不一定发现的东西。观察到的细节不一定都要写到稿子里，但是能帮助你更好地去理解一个人。

比如，2015年1月，我到湖北钟祥采访一夜爆红的脑瘫诗人余秀华，稿子里有这段描写：

“你觉得自己性格怎么样？”1月21日，一位北京来的记者问余秀华。这天，余秀华换下前两天穿着的大红色羽绒服，换上一件粉红色的牛角扣大衣，系上围巾。她背对着记者，布满老茧的手指“哒哒”地按着鼠标。

“我性格不好，像魔鬼。”她缓慢、含混地说，舌头上新长出来的溃疡让她说话更加艰难。当记者追问“为什么”时，余秀华又说，“没有哪里不好。”“那你是天使咯？”记者开玩笑。余秀华回头，不受控制的嘴角使她的表情更变幻莫测：“你猜。”

有记者举起相机拍摄喝水的余秀华，她会仰起脸，配合地拍个特写：“好看吗？”因为脑瘫，她写字时手抖得厉害，当有记者问她为何手抖时，余秀华发怒了，把笔重重一摔：“我怎么知道为什么？！”

——黄小星《脑瘫诗人余秀华的5个人生关键词》

当时，余秀华家集结了大量记者，而且大家采访都很深入。每天晚上，都是有记者要求和余秀华一起睡，贴身观察，真是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她，像我这种比较木的记者，就被挤到一边。那我就只能观察，观察她家的兔子、书架上的书、她每天吃的药、她面对每一个记者不同的态度变化，即使还没开口采访，许多细节都已收入眼底。

再如，2016年3月，MH370失联三年之际，我赶赴济南、北京、天津多地，与多位失联乘客家属进行了深入对话。稿子同样在网络舆论上引发较大的反响。表面上看来，我采访总计花了近一周时间，但在开始采访的半年之前，我就“潜伏”在失联者家属的微信群里，观察他们的对话和心理动向。因而，在正式开始采访时，我对他们的心思和诉求已有了大致认识，因而比较容易获得他们的信任，对话起来也更为有的放矢。

3

大尺度周边采访获取更丰富细节

细节何来？我认为第三，还需要进行大尺度的周边采访。《三联生活周刊》曾有“3000字必采8人以上”的规矩，《南方人物周刊》在操作封面人物报道时，也必然会派出先期采访团队，和报道对象的“亲友团”详聊。而在新媒体时代，我们还可以借助社交网络，如朋友圈、微博、QQ空间等，帮助我们更快了解一个人。

因为生活在当今的时代，每个人都会在社交网络上留下痕迹，就像我们发朋友圈时，总是会选择当下最触动我们的片段和感悟，借助一个人的社交展示，往往是打开这个人内心的第一扇窗口。

在我的稿子《永不回来的兄弟，孕育新生的家庭》中，也有这样一个细节，后来有读者反馈，这个意象戳中他们泪点：

爆炸过后的那个秋天，八大街中队大院的落叶特别多，铺满一地。过去，是二三十个人一起打扫，有一些调皮的，比如说手脚灵活的蔡家远，会爬到树上去打树叶，摇晃树，而如今，“这已成为过去，属于秋天落叶的欢声笑语已经不复存在。”张梦凡在微博中写道。

——黄小星《永不回来的兄弟，孕育新生的家庭》

这个细节的捕捉也没有太多技巧，就是在我翻阅张梦凡的微博时发现的。平时，留心采访对象的一条朋友圈、一句个性签名，他们可能成为稿子里的有效素材，更可能会成为全文的点睛之笔。

4

独特细节离不开记者的思考认识

而要想获得独特的细节，除了要掌握实操的方法论，在“道”的层面，还离不开记者的自身体验。在电影《一代宗师》中，宫二的父亲宫宝森向叶问挑战，比拼的不是武艺，而是“想法”。事实上，我同样认为，记者工作比拼到后来，其实比拼的是认识。正如张寒所说，“细节很多时候不是被找出来的，而是被设定的。长期经验告诉我们，在采访之前就要明确自己要的细节是什么，要细微到什么程度，只有这样，才能有意识地去追问，知道哪些是不能被忽略的。”

今年三月底，我到西塘采访一个因为“抖音”而一夜爆红的拉客小哥，他的拉客方式非常独特：以自创的奇特舞步，边跳边吆喝：“小姐姐吃饭吗？讨厌都不来我家吃饭！烧烤烤鱼炒菜小龙虾辣的不辣的都有……”这条短视频在抖音上收获近250万个点赞，而在某门户网站，他的视频点击量超过4亿次，因此，好奇的粉丝潮水般涌入西塘古镇，追逐这个“现象级”抖音网红。

当我到西塘与他面对面时，没想到，这个未满18岁、初中文化的拉客小哥袁开超，表达能力其实非常有限，只能提供简略的回答。我一方面没有放弃，以他的语言方式，多次见缝插针地与他深聊，试图获取更多细节；另一方面，我也和他的哥哥、他的同行、他走穴的酒吧老板等广泛聊天，意外地发现，在西塘漂着的打工群体不在少数，他们从偏远的西南山区聚集在这里打拼，成功者有之，碌碌无为者亦有之，这其实是中国社会某个群体生活状态的缩影。

因而，我写稿子的视角就延展开来，不仅呈现了袁开超一夜爆红的前后，也挖掘了他成名前窘迫的生活、他哥哥们的奋斗、其他“西塘漂”的不得志，赋予稿子更丰富的内涵，让文章主旨的那句“不是为了饭碗，谁愿意扮小丑”更引发共鸣。对比一下另一家媒体的同题作文，那篇稿件里，通篇只写了袁开超是怎样走红、走红后他是如何无所适从，读者无法从中获得更多的信息增量与思考。

面对同一个采访对象，为何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行文？我想，除了采访的深入程度可能存在差别，另一方面，还在于记者的个人认识：对事件和人物的多维度思考，能让记者更懂得如何取舍材料，如何呈现更令读者耳目一新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