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挣得也不多，一年也就10万块出头吧。」

刘鑫说完这句话，所有参加聚会的高中同学都把头抬起来，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他。在这座北方二线城市，大多数年轻人还拿着每个月4000元的工资，年薪10万是个不敢想象的天文数字。

终于有人忍不住问刘鑫，他现在在哪里工作。刘鑫轻描淡写的告诉所有人，自己在电视台工作。

同学们沸腾了，一个个向他提出问题：你是做主持人吗？还是记者？能在电视上看到你吗？你是不是经常能看见大明星？你知道电视剧后面的剧情吗？

多数人对电视台工作的概念，只是主持人或者记者

刘鑫耐心地一一回答老同学们。相似的情景，他再熟悉不过。在电视台工作以后，同样的问题他已经回答过无数次。

这些问题的答案，他父亲比他还要熟悉。父亲把他在电视台工作的事情告诉了所有亲朋，听取别人的称赞已经成为父亲生活中最大的乐趣。

现在刘鑫也在享受类似的乐趣。听到曾经的高中同桌还在为200块钱加班费和老板扯皮，他心中升腾起巨大的优越感，仿佛自己已经成为人中龙凤。

但当另一个高中同学说自己一年也能挣10万块时，他的好心情险些被搅黄。这个同样年入10万的同学，高中时成绩全班倒数，毕业去了大专，现在做生意挣了点小钱，居然已经可以和自己比肩。

刘鑫开始算另一笔账：除了10万块的收入，他还有每月4000元的公积金，再加上台里发放的各种福利，自己依然是所有同学里收入最高的一个。他安心了。

这时距离他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回到家乡电视台工作，刚刚过去一年。

人生迄今，刘鑫过得最舒服的一年，是毕业参加工作那一年。

他成长在一个北方二线城市，做工人的父母在他7岁那年双双下岗。从那时起，父母就将所有希望放在了他身上，要求只有2个：好好读书，找一份稳定的好工作。

成绩优秀的他考上了中国传媒大学通信工程专业，满足了父母对他的第1个要求。到了2012年，他和全国700万大学毕业生一样，加入到求职大军之中，希望能满足父母对自己的第2个要求。

第一次穿上正装的大学生，正在等待面试

他参加了家乡省级电视台在中传的招聘会。虽然家乡电视台在全国卫视里只能算二线，但回家去电视台绝对是一份稳定的工作，他决定试试。

面试出乎意料的简单，面试官看到他是本地户口，又是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生，一个问题没问，直接录取，让他准备实习。

通过面试时，刘鑫还不知道自己去电视台实习内容是什么，只模糊知道，是做「技术」。

他成了全班第一个找到工作的人。吵着让他请客的室友，已经参加了11次面试，无一成功。室友总是念叨着绝不去电视台，执着的去找销售、公关之类的工作。对室友的荒唐想法，刘鑫私下议论，「不着调」。

2013年6月，刘鑫正式毕业。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是班上唯一一个去电视台工作的人。

他不理解同学们的想法。自己在电视台每月能拿到6000多块工资，年底还有2万块年终奖。而他的那些同学们，正拿着不到5000块的工资在北京找群租房，所谓年终奖更是闻所未闻。

离开北京，回到家乡，他带着拿到高薪的自豪感，开始了在电视台的职业生涯。

他是科室里唯一一个年轻人，工作非常简单，只负责切换主持人背后的大屏幕图片。上班大部分是坐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至于大学4年学到的那些专业知识，完全用不上。

演播室里的机器

过于轻松的工作让他有些不安，想跟老员工多学点东西，早点上手有难度的工作。

但他很快发现，老员工们上午10点打卡上班后，就开始坐在办公室里看电视喝茶水，中午12点准时去食堂吃5块钱的自助餐，下午5点准时打卡下班，1分钟也不多待。

刘鑫怀疑，如果台里不是有上下班打卡的制度，这些老员工上班时间根本不会来台里。

不到半年时间，他掌握了演播室所有机器的使用方法，然后便再也没有可学的东西。他自己买了本专业书，想研究些新技术。花了1个月啃完这本书，跑去告诉科长，发现了能用在节目上的东西。科长表扬他一番，说回头带他去向主任汇报。

但刘鑫始终没等到汇报的那一天，科长好像完全忘了这件事。刘鑫还是很闲，他没有继续找书看，空余时间坐在办公室里看电视发呆，下班回家打游戏，自己也渐渐忘了汇报的事情。

虽然没做太多工作，但6000多块的工资一分不少地发下来。刘鑫每个月把一半工资交给母亲，陪着母亲把钱存到银行里，剩下一半全部成了他的零花钱。

从小家境清寒的他，手里从没拿过这么多钱。他第一次去喝星巴克咖啡，第一次买了双Nike球鞋，还第一次体验吃饭抢着买单的感觉。年底2万块年终奖到账，他马上买了一部憧憬已久的iPhone 5s。

他听说留在北京的大学同学还在为2000块的房租发愁，更加坚信自己毕业时的决定是对的。这样舒服的日子，他希望一直过下去。

在电视台工作第2年，刘鑫平静的生活突然出现了小小的波澜——他在电视台的一个好朋友，交了3万违约金，辞职了。

和刘鑫同一年参加工作的这个朋友，和刘鑫一样是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生，在电视台是另一个科室的编导。他告诉刘鑫，自己要去北京，加入一个视频工作室。

刘鑫不知道这家工作室的名字，但听朋友说，他们在业内很有名气，网上播放量很高的一档综艺，就是他们制作的。

朋友辞职只是开始，后面的时间里，每月总会有人递出辞呈，离开电视台。甚至一个马上就要升职为副科长的中传师哥，也突然办起了离职——辞职的人中，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生。

「有本事的人谁留在这啊…」听说又有同事辞职时，同事嘟囔了一句。刘鑫就坐在同事旁边，心里很不是滋味。

刘鑫是不安的。

他每天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电视，把屏幕里那些卖「万能药」的老神医当笑话看。可他也清楚地知道，电视台现在很依赖这些真假难辨的广告。自己每月的工资，正来自于它们。

电视台收益越来越差，在媒体圈已经算不上什么秘密。他听别人说，全国的电视台上一年广告收入都在下降，就连中央电视台也不例外。台里已经有部门全员减薪1/3，每年都会有全台取消年终奖的流言传出。

同事一边叹息着没有人看电视了，一边自己买了个小米盒子，掐断家里有线电视信号，用起了互联网电视。

某家电视台办公室

刘鑫想过辞职。和年纪相仿的同事喝酒，他抱怨电视台不行了，没人看电视了，电视台迟早倒闭。他告诉所有人，自己过些日子也要找机会辞职。同事们纷纷应和，说得动情，所有人一起碰杯痛饮。

等第二天酒醒，刘鑫就忘记了前一晚的豪言壮语。

和那些辞职的同事不同，刘鑫是做技术的。离开电视台，离开演播室那些机器，他不知道自己去外面的公司能做什么。如果找另一份职业，就要放弃现在的收入和生活，从零做起——这是他不敢想象的。

他告诉自己，10万年薪的收入还可以，至少在同龄人里绝不算差。电视台也不会马上倒闭，自己先在这里干，等有合适的工作机会，再辞职。

只有刘鑫会用这些机器，但他也只会用这些机器

4年时间转瞬而过，刘鑫一直在电视台工作，他仍是科室里唯一一个年轻人。其他科室的新人叫他「刘老师」时，是他为数不多有成就感的时刻。

他仍旧拿着10万年薪，生活唯一的变化，是靠父母和自己的积蓄，付了市中心房子的首付，过上了每月还房贷的生活。

但刘鑫还是总和朋友们说，自己迟早要辞职，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就走人。虽然合适的机会一直没有出现。

今年十一，大学同学组织聚会，时隔4年，刘鑫又回到了北京。

他问起室友近况，才知道在广告公司做公关的室友，已经有2万5千元月薪。刘鑫算了算，室友年薪足有30万，是自己的3倍。

当室友问他情况时，他没说自己的收入，只说自己买了房子。室友又问他现在在电视台做什么，他把自己的工作描述得很难很高级，费了很大口舌，才让室友明白他负责切换电视画面。

留在北京的同学开始聊自己的工作。他们从事不同的工作：编程序、写公众号、做公关、当产品经理…但他们很清楚每个人做的是什么，很多人有业务往来，甚至互相给对方的职业发展提建议。聊起行业前景，每个人都有一番高谈阔论。

和刘鑫有共同话题的，是那些同样在毕业后回家工作的同学，他们分散在广播台、银行、钢铁公司…他们完全不了解对方的工作内容，却仍能聊到一起：公积金怎么缴纳，职称论文怎么发表，首套房怎么办贷款…

他们有着相似的面貌：成长于二线城市，从小就是听父母话的好孩子，毕业后回到了家乡。他们的职业也有一个相同的名字——传统行业。

根据清华大学公布的一组数据，即使是这座北京最顶尖的高级学府，每年仍然有超过50%的毕业生离开北京就业。其中大多数人的选择，是回到家乡就业。

当他们离开一线城市，回到家乡，会发现传统行业仍然占据GDP的60%以上，能提供收入最高的工作。同时，这些传统行业，还是这个时代最稳定的工作，是父母曾经的期望，也是无数家乡同龄人的期望。

但另一方面，根据大学生平均薪酬调研，传统行业上调薪水的比率始终低于互联网、房地产等行业，更远远不如互联网行业。

与此同时，2016年全国GDP数据公布后，有经济学者指出，国内经济下行的压力，正集中在这些传统行业。

所以，会有一种声音说，所谓传统行业，已经成为「夕阳行业」。

那些传统行业里的年轻人，仍能看到昔日同学的身影，而他们自己，却渐渐在所有人的视线中消失了。

在他们周遭，竖起了一座围城。这些优秀的年轻人，可以选择走出去，但要放弃现在的收入和舒适的生活，也要背离父母和身边人的期望。

想走出围城的刘鑫，从没想过自己是否拥有这样的勇气。

同学聚会结束后，刘鑫收到大学室友发来的信息。室友想创业，问刘鑫有没有兴趣加入团队。

刘鑫坐在办公室里，听着主任讲话，手里拿着手机，不知道该回复什么。

转自杜绍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