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微信公号“人民日报政文”（ID：rmrbzhw）、南方都市报

第一次特赦

（1959年12月4日）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遵照此前发布的特赦令，进行首次特赦。首次特赦共释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战犯33名。被特赦的战犯中，包括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和蒋介石集团的高级将领，如王耀武、杜聿明、郑庭笈、陈长捷、宋希濂等。

第二次特赦

（1960年11月28日）

1960年1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50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45名（如范汉杰、李仙洲等强硬人物），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第三次特赦

（1961年12月25日）

1961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68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61名（如廖耀湘、杜建时等），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7名。

第四次特赦

（1963年4月9日）

1963年4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35名“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30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第五次特赦

（1964年12月28日）

1964年1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53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45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7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第六次特赦

（1966年4月16日）

1966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57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其中包括有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52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第七次特赦

（1975年3月19日）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释放全部在押的战争罪犯，这次特赦是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一次赦免。此前，毛泽东曾批示：“一个不杀”，“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在具体政策和待遇方面特别交待：“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

【对四类特赦对象的解读】

（一）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正在服刑的罪犯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2015年9月3日是纪念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各界人士，永远不会忘记参加过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各界人士，并对他们表示由衷地感谢和尊敬。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国家决定对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正在服刑的罪犯予以特赦，是为了表示对他们曾经参加过的正义战争行为的高度认可与奖励。此举充分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和统一的坚强决心和坚定信念，将极大地激发全体中国人民（也包括正在服刑的犯人）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有利于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并万众一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目前符合这一条件的服刑罪犯均为80岁以上的老人，基本上失去了危害社会的能力，而且人数已经很少，除极其特殊情况外，以全部特赦为宜。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正在服刑的罪犯，但犯贪污受贿犯罪，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危害国家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有组织犯罪的主犯以及累犯除外。

对此类罪犯特赦的意义与对第一类罪犯特赦的意义是相同的。但由于这类罪犯的年龄相对较轻，人数相对较多，犯罪情况和服刑情况差别较大，因此在总体上对此类罪犯予以特赦的同时，做出了一些限制性规定，以确保特赦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三者的协调和统一。

1. 贪污受贿犯罪是职务犯罪中性质最为严重的两类犯罪。在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情况下，对贪污受贿犯罪不予特赦主要是出于建设清明政治上的考虑，以彰显党和政府坚决反对腐败的坚强决心。但对贪污受贿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性质相对较轻的职务犯罪，仍然可以特赦。

2.对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有组织犯罪的主犯除外。这几类犯罪有的属于严重的暴力犯罪，有的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有的属于恐怖活动犯罪，有的属于有组织犯罪的主犯。这些犯罪都是性质十分严重，社会危害性很大。为了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考虑，这几类罪犯被排除在此次特赦之外。

3.累犯不予特赦。累犯，是指因犯罪受过一定刑罚处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法定期限内又犯一定之罪的犯罪人。累犯较之初犯、偶犯具有更深的主观恶性和更大的人身危险性。基于此考虑，累犯也被排除在特赦之外。

（三）年满75周岁、身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服刑罪犯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国法制史上一直贯彻“矜老恤幼”的精神。早在西周时期，法律中就有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规定，其后汉、唐、元、明、清各代以及民国时期的法律都继承并发展了该制度，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规定。在国外，人们也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基本上形成共识。我国2011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新增加了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规定。此次将年满75周岁、身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服刑罪犯作为特赦对象，在指导思想和操作思路与刑法修正案（八）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规定的精神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这次是对正在服刑的符合特赦条件的老年罪犯一次性的全部适用，范围更广，从宽的力度更大。

需要注意的是，“年满75周岁”、“身体严重残疾”、“生活不能自理”，三者是并列关系而不是选择关系，只满足其中一个或两个要素是不能特赦的。三个要素必须同时具备才能特赦，缺一不可。

（四）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服刑罪犯，但犯故意杀人、强奸等严重暴力性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贩卖毒品犯罪的除外。

青少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应当关心和爱护未成年人，但没有宽恕就难有所谓的“关心和爱护”，对未成年人的宽恕程度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宽度、厚度、强度、大度的体现。“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这句话对未成年人特别适用。保护未成年人是世界性的趋势。我国一贯坚持对未成年犯罪人采取“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侧重于教育、感化和挽救。我国79年刑法和97年刑法都有相应的规定，如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的一切行为都不构成犯罪、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只对八种严重的行为负责、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等。2011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更是加大了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范围和力度。此次将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服刑罪犯作为特赦对象，在指导思想和思路上与我国一贯坚持的对未成年犯罪人采取“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是一致的，是这一方针在此次特赦中的继续坚持和具体贯彻。“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是指实施犯罪行为当时尚不满18周岁。即使现在已经超过18周岁，但只要犯罪行为实施当时未满18周岁，就符合年龄上的要求。

对此类罪犯的特赦做出了一些限制性规定：“犯故意杀人、强奸等严重暴力性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贩卖毒品犯罪的除外”。这几类犯罪的犯罪性质都十分严重，社会危害性很大。为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和严肃性，使特赦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三者全面发挥和协调统一，将这几类犯罪排除在特赦之外是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