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

作者周天是中大新闻系学生，本科毕业后就进入了国内顶级媒体财新传媒。在财新的第一年，因为恪守不收“车马费”的规则，周天获得了自由的创作空间、采访对象的尊重，以及一段姑娘的爱情。虽然大家都说“一入媒体深似海，从此高薪是路人”，但周天更多看到的是媒体人这个职业带来的乐趣：增长阅历，结识一生至交，并在岁月的长河中留下一些作品。

文/ 周天

初入媒体这一行，大概还没到“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的年纪，同时也实在没多少资本值得拿来吹嘘。权当分享一些心得吧，大家姑且听之，不足为道。

这个行业每况愈下的局面应该是众所周知的，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平确实很难满足一些年轻人的期望。我也常常劝一些有抱负的朋友去银行外企，不要留在媒体了，因为这一行实在没办法给他们想要的生活，所谓“一入媒体深似海，从此高薪是路人”。

当然，本文目的不是散播负能量，还是谈谈正能量的方面吧。来财新一年多，慢慢写了一些深度的稿子，少数也算小有影响，有所斩获。记得有篇稿子登出来后，业界前辈罗昌平辗转问到我的号码打过来问我能不能转载，着实让我兴奋了一会儿。还有的稿子帮到一些弱势群体，可谓货真价实地行善积德。偶尔免不了赶稿到凌晨两三点，但一想到这些作品或多或少会成为历史的初稿，就立马振奋起来。

2013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文件刚一出来时老编辑们脸上洋溢的欣喜表情，因为他们盼了很多年，都没想到这份文件所规划的改革举措如此有力度，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在参与中国恢弘的改革进程，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这一年多，我逐渐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得益于与很多国内最顶级学者的交谈。因为分工和兴趣等原因，写了不少土地政策方面的稿件，对中国复杂的土地制度逐渐有了清晰的框架，对政策走向也有所掌握。这是媒体工作的一大红利，在搵食糊口的同时，也给自己积累了专业知识。

另一大红利就是结识了许许多多的人，包括一些学者官员。但这其中，我最在意的还是身边人，财新是中国一家小众但颇有影响的媒体，这里面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彼此志趣相投，能够成为他们的同事并继而成为朋友，我心存感激，与他们交流常常是一种享受。并且，我们的实习生一般都来自于复旦浙大之类的名校，都很优秀，常常独立可以写一篇大稿，与他们共事成为朋友，会有很多乐趣。

财新传媒据传是国内少数一两家员工坚持不收车马费的媒体，为什么说“据传”，因为别的同事拿没拿，有没有利益交换，我不得而知，但我自己确实不拿，并一直在坚持，连去采访路上打车我都很少申请报销，常常自掏腰包。“车马费”听起来还挺天经地义的，辛辛苦苦跑一趟难道不应该有点补偿么，整个业界都拿得心安理得。但实际上对方若不是有求于你，为何要给你钱。收了钱，你就得按对方的意图来办事，毕竟“吃人嘴短，拿人手短”。不拿的话，只需对自己的作品负责，并不需要服从他人的左右，在我看来，这份自主远比那区区几百元更重要。这还没上升到“节操”的层面，仅仅是因为我不想被对方摆布，希望有更多自由创作的空间。

其实车马费并不少，一些记者积少成多，一个月下来甚至比合法工资还多，谁又会跟钱过不去。本来就收入少，还不拿这部分的，就更加困窘了，据我观察，我很多财新同事都不太宽裕，痛并快乐着。

不拿车马费还有另一大好处，那就是对方至少在心底对你有一些敬意，往往会有意外收获，比如加深对方对你的信任，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

拿我举例，有一次去人民大学开研讨会，签完到，帮导师打理会务的研究生就往我手里塞信封，我说不用了谢谢，对方脸上还写满了意外。我记得那是一个午后，开会时这位研究生坐我对面，阳光刚刚好，斜穿过窗户，洒在她的长发上，我是看醉了。那天大老远跑去原本还心有不快，又在校园里迷路迟到，这位姑娘便打电话来催，便有了她的号码，工作上本就与他们学院联系密切，自然加了微信。后来她告诉我，当天我是唯一不拿红包的参会媒体人，这事给她留下很好的印象，再加上我询问在场官员一个关于罗伯特议事规则的问题，姑娘当时正在看此书，也还聊得来。她又与我同年同月生，还是广东人，与中山大学出身的我有很多共同话题，接着发现双方都很喜欢羽毛球和游泳，我也就顺理成章地收获了一段北京爱情故事。只可惜这段缘分因姑娘出国等原因最终画上句号，与主题无关，按下不表。

我想说的是，媒体的现金收入或许是很少的，但其对人力资本的增值却是显而易见的，如何取舍，还得看你的价值偏好。在我看来，对于一些处在没有养家育子迫切压力阶段的年轻人，一段时间的媒体工作经历会颇有意义，至少可以大大地增长阅历，结识一生至交，并在岁月的长河中留下一些作品。【南都传媒公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