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屏幕上的老面孔来到了年轻、新鲜、刺激的美丽新世界，他们不得不奋力追赶。和刘建宏同岁的马东，把自己的工作比作“徒步追赶一辆火车”。这位前央视春晚语言类节目导演于2012年12月入职爱奇艺，担任首席内容官。一年半之后，他说自己仍然还没赶上。“我现在是手扒在火车栏杆上，两脚还在马路牙子上狂奔。”马东对《博客天下》说。

马东是全公司第1288位入职的员工。论年纪，他排第二，仅次于年长他数月的爱奇艺CEO龚宇。而刘建宏惊讶地发现，自己是乐视体育年纪最大的员工。乐视体育的CEO雷振剑，都要小他十几岁。在即将进入知天命的年纪，马东和刘建宏选择清零，开始人生的下半场，他们认为自己看到了潮水涌动的方向。

“这是一个正在上升的、充满未知和挑战的行业，关键是我有挺强的好奇心。”马东说。刘建宏也说自己想跟年轻人一样冲上去：“我想未来我能做成中国网络上最好的视频传播，那我为什么不去试一把？”

他们把热情的讴歌送给了新媒体，说起老东家则含糊其词，拒绝对央视的掣肘进行评析。但他们都无不例外地表示，自己喜欢离开央视后的日子。离职后，光头王凯在40天里减了20多斤体重。他颇为骄傲地指着自己的身板，对《博客天下》说：“以前体重是组织的，现在是自己的。”

2013年，王凯做了很多让自己改变的事情。他辞职，跑步，减肥，生二胎，还开始创业。“你现在单枪匹马闯江湖了，对自己还是得有些要求。”王凯说。现在除了偶尔在地方卫视主持节目，他把95%的精力放在自媒体《凯叔讲故事》上。

无论离开还是留守，央视人都悲哀地意识到，黄金时代过去了。2012年，《焦点访谈》创办18周年，敬一丹在内刊上写了一首《那时候，这时候》的诗，里面尽是今不如昔的感慨：

那时候，舆论监督看我焦点访谈/那时候，收视率没有总被说总被喊/那时候，荣誉、期待、信任，更让我们在意/那时候，记者如战士，在高地在前沿

信息被传统媒体垄断的时代结束了。比起传播方式的变革，央视的矛盾还来自于它自身的发展逻辑。“它的逻辑是一个事业单位，甚至是一个国家机关。”央视新闻中心员工李晶（化名）称。

刘建宏也委婉地表示，中国的电视体制，很多是反电视规律的。

体制

王凯把自己在央视的职场经验比作猴子爬山。从初来乍到到慢慢适应，抬头往上看全是屁股，低头往下看全是笑脸，左看右看全是耳目。

“人生在这个时候就很焦灼。”2013年3月14日，王凯在34岁生日这天从央视辞职，给出的理由是“问心而生，随性而活”。

他已经在央视干了8年，工作正直线上升。他最早主持的《财富故事会》升级为《商道》，《商道》后又升级为财经话题的辩论节目。同时他还参与每天早上7点直播的读报，文艺中心的节目也要求他去主持。离职前数月，有4个新节目请他去做样片，却没有一个是他想做的。当然，只要有一个节目通过方案的话，领导让他做，他还得做。

王凯离职时正好遇上李咏、白燕升出走，3人不熟，纯属巧合。在他们出走前数月，马东已经加入了爱奇艺，引燃了炮捻。

在央视工作11年，马东从主持、制片人做到文艺频道的总监助理，仕途已经开启，但他认为那是一条单行道：当了主持就得当制片人，当了制片人就得当主任，唯一的例外是白岩松——他有无数的机会，但他选择了不。

“白岩松是特例。我没有那种力量，也没有那种运气。”马东说。

在央视人眼中，白岩松就像一个高高在上的标杆，被牢牢定义。王凯说，离开央视是因为自己看到了天花板和瓶颈，“你能做到白岩松那样吗？能做到崔永元那样吗？我特别喜欢白岩松，但我觉得自己未必有那个能力。”

1993年，《东方时空》创办，白岩松恰如其时地坐到了镜头前，身份是央视的临时工。这个节目的创办至今仍被誉为央视的标志性事件，它改变了大陆观众早间不收看电视节目的习惯。就在节目创办前一年，邓小平的南巡已经拨正了大船的航向，舆论环境趋宽。

在李晶看来，上世纪90年代央视的勃勃生机，除了赶上政治好气候，也得益于灵活的用人机制和财务制度，那是电视的强势时代。“当时投奔央视的大多数人，都怀着为电视献身的理想主义，但现在理想主义不好找了。”

刘建宏也在那拨理想主义大军中。1996年，他辞掉石家庄电视台的公职，从正式国家干部变为央视的临时工。当时他的一个朋友从石家庄消失了两月，去了白岩松主持的《东方时空》。这深深触动了刘建宏：你都能去？我也可以！

1996年正月十五，刘建宏第一次来到央视。在央视老台的食堂里，张斌、黄健翔、韩乔生和刘建宏一起筹划创办了《足球之夜》。18年后，他告别了这个自己亲手开启的栏目，理由是不忘初心。

“如果说有一点是我的原则，就是我拒绝被体制化，拒绝被同化，到现在我仍然保持着一颗比较单纯的心。”刘建宏告诉《博客天下》。

刘建宏当初认为，离开石家庄，便是脱离了体制，但这18年来，他发现自己正被重新纳入其中。

李晶也觉得央视正陷入《东方时空》成立之前的逻辑。2009年，新闻频道为了应付网络竞争，进行资讯化改革，大规模设立地方记者站和海外记者站。“设立这些站点的意义是，如果出了事，从北京派记者过去，和从当地派记者过去，中间这几个小时的差别都是新闻报道无法忍受的。但在央视的报道中，这几个小时的差别有区别吗，这样的事情一年又有几个？”

在李晶看来，这些都是体制的生产逻辑，这些记者站批量地生产行政官员。“国内记者站的标准是副处级，首席记者是正科级，跟我们栏目是一个级别。在台里熬到副处挺难的。”

央视员工杨敏（化名）向《博客天下》介绍，这些年央视员工对台长的称呼也在变化：1999年，杨伟光卸任台长前，被呼为“老杨”；后来的赵化勇和焦利，被称为“赵台”和“焦台”；现任台长、曾任广电部副部长的胡占凡，则被属下称为“胡部长”。

编制

刘建宏感觉自己可能是央视历史上第一个当制片人的临时工。临时工周末去台里上班，要在门房登记。2000年欧洲杯结束，刘建宏成为《足球之夜》制片人。他都不敢相信：片尾打制片人的名字就是我了？

央视内部对用工制度也多有奚落式解构。2000年初的央视新闻评论部年会上，《百姓故事》栏目组将抗战故事片《粮食》重新剪辑配音。片子里，方宏进之子方宏退和崔永元之子崔椭圆吵架。崔说自己爸爸是正式的，嘲讽方爸爸是招聘的，方宏退反唇相讥：不拍马屁能成正式的吗？

离开央视前，刘建宏的编号是7758。他在进台6年后才因祸得福获得了那串编号。2002年，在一档世界杯节目中，刘建宏颇有争议的言论引起了韩国驻华大使馆的抗议。在追查责任时，台里发现刘建宏还是临时工，为了方便管束，将他转成正式编制。那年，与刘建宏一同转正的还有王志和王小丫。

多数央视人没有刘建宏们幸运。李晶介绍，央视的用工分正式编制、台聘、企聘和项目聘，待遇和身份逐次递减。2003年，央视建立劳务派遣制度，将大批非台聘的编外员工转送至旗下子公司“中视汇才”名下，这部分职工被称为“企聘”。李晶介绍，编外人员想进入这个群体也非常困难，要通过考试、分配，栏目没有权力决定一个人的去留，决定权在台里的人事部门手里。

用人机制的僵化导致了节目竞争力的削弱。“想进的人进不来，这是所有栏目共同面临的问题。”李晶说。

为了解决人才短缺问题，“项目聘”应运而生。中视广经、中视科华等公司和员工以项目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在离开央视前，王凯就是“项目聘”。今天跟这公司签，明天跟那公司签，他说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跟哪个公司签的。

“对主持人而言，他们更看重曝光率和平台带来的无形资产。一旦变成知名主持人，变现的机会很多。很多人看中的不是用人机制，而是央视能提供多大的舞台。”李晶称，在商业电视台，整个平台要为知名主持人服务。但在央视，主持人永远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光鲜。

2012年3月，曾任央视《24小时》主持人的邱启明在微博上开炮：“如果自己的权益都保护不了，评论部我要你何用？傀儡制片人，我活得比你们自由！再见了！”数位跟邱启明有过交集的央视人透露，邱启明是企聘员工，此番跟制片人的矛盾，导火索是薪水被降。

邱启明则对《博客天下》表示，“不谈央视了吧，否则又要说我炒作了”。他曾公开透露，在央视时每月税后工资12000元，根本存不下钱，都是吃在上海台工作3年时攒下的老本。

李晶透露，其实邱启明事后曾经示弱，但他已经没机会了，“没有出镜机会，就意味着主持人生命的结束。”

“体制里头每个人都是一块砖，除了像白岩松这样的极少数。央视播音部四五百号主持人，具备议价能力的十分之一都不到。那些七套、八套的主持人，干一辈子也没人知道。只不过这个身份可以炫耀一下，但仅此而已，平台太弱了。”李晶称。

“为了给节目争取空间，白岩松也会闹情绪，也会突然休假，但是体制还是会用他，观众也喜欢看他说话，同行也希望他走得更远。”杨敏说。

曾任央视制片人的王青雷认为，白岩松最大的贡献是他成为了特例。因为不可复制，这个孤本也遭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很多节目，如果不是他主持，根本出不来，只有他才可能把分寸把握好，被领导认可。”

在央视，白岩松推掉了制片人的位置，专心于业务。刘建宏自认还没那么强势，制片人的抬头对他而言意味着业务决定权，失去了就会很被动。他拒绝参评职称，这被他视为保持独立性的努力，但他发现，在央视这样的机构里面，不太可能给自己安排人生规划，很多时候他只需跟着那条大船一块走。所以，他做出了下船的决定。

市场

离开央视后，刘建宏进入市场，他的价值开始浮现。除了乐视体育，多家公司都想请他，甚至拿出CEO的位置诱惑。一年前的的王凯也碰到过类似情况。离职前他没想好要干吗，等到他迈出那一步，很多可能性都来了。

王凯的工作室和家在同一个小区，步行即到。工作和生活不矛盾地结合在一起，这让他觉得“挺幸福”，在央视可不这样。那时他每天早上在电视上读报，因为凌晨4点得起床，“身心摧残”。他在央视梅地亚中心有个长包房，人在北京回不了家。

王凯有两个女儿，老大小名当当，老二小米，恰是两大互联网公司的名字。他是米粉，小米的产品他都有。他自己也正掌握着互联网的基因，《凯叔讲故事》定位于有3至12岁孩子的家庭，目前拥有13万微信订阅用户，每天全平台的播放量有20万。

“京津冀地区所有电台的少儿节目加起来，会有这么多儿童收听吗？”王凯自信地称，过去媒体人离开平台，就会变成没有武器的士兵，但现在不一样了，每个人通向媒体平台的道路，和组织通向这个平台的道路是完全一致的。

他享受讲故事带来的幸福感。在进入央视前，他在电台录小说，一人分饰几百个角色，“耍起来的空间，那叫自由”。现在他的工作和陪女儿结合在了一块，女儿就是他的小白鼠，女儿听完故事后的喜怒哀乐，决定了这个故事播或不播。

孩子们对故事是刚需。自媒体只是王凯新事业的起点。出版、影视都在他野心勃勃的计划中，“要把内容下沉到产业”。

从央视出走后，王凯和山东卫视一档节目签订了合约，价格是七位数，现在他还在河北卫视主持《中华好诗词》。这也是为了保证一定的曝光度。“任何企业都要有自己的明星掌舵人。”王凯说。

马东也在追赶互联网思维。一脚踏入新媒体后，公司的邮件文化最先把他震撼到了：它对市场的反应非常快，以分钟和小时为单位来决定，而在体制内，它是以天、星期，甚至月为单位做决策。

在马东看来，体制内外最大的区别，是市场化公司有相对大的容错率。体制内鼓励不出错，而市场化公司出错未必要紧，不做事代价才大。

参与执导过两届春晚的马东称，早期春晚是艺术规律做主，后来更多是政治规律，但工作平台换到爱奇艺后，马东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他之前并不熟悉的市场规律。

文艺的市场化程度较高，央视的文艺节目受冲击最早，曹颖、何炅这些文艺主持人多在早期脱离。现东方卫视的主持人吉雪萍说起曾短暂任职的央视《正大综艺》，感慨那个节目“太老了”，离开是为了不让节目把自己套住。

“央视现在的文艺主持人，朱军、毕福剑，可能人群数据是庞大的，但真正的影响力在哪呢？如果你影响的是50岁以上的人，这说明你距离未来有影响力、消费力的人群越来越远。”李晶说。

马东则对为年轻人服务更感兴趣。他正在筹备一档名为《奇葩说》的综艺自制节目，打算让高晓松和蔡康永在节目中“对喷”。他强调，节目会符合90后的调性：不装、不端，即便端着也要有感，别让人烦。

自由

“欢迎加入前央视主持人队伍，在自己给自己当领导的世界里撒欢儿吧！”9月1日，刘建宏在乐视节目中首次亮相，和他再次成为同事的黄健翔在微博中庆祝这位标准的正面人物也“背叛了革命”。

现在的黄健翔是北京巨匠娱乐公司员工，与歌手郝云、主持人李晨、李响同门，公司老板是羽泉。他出过单曲，说过相声，跑过不止一次电影龙套，还主持过《歌声传奇》、《中国星跳跃》和《非你莫属》几档电视节目。2013年6月，他在乐视体育一档脱口秀节目中任主持人。

这些多彩经历几乎能让人淡忘，就在2006年之前，他还是中国最有号召力的足球解说员。“央视真正能够给主持人带来影响的，是新闻，包括类新闻、泛新闻类节目。离开央视后，他们的价值和光环通常会递减，第一步出来在哪并不重要，关键是后来。黄健翔就比较缺少规划。”李晶称。

在李晶看来，不少主持人离开央视，都是因为逼上梁山。“在离开央视之前，由于各种原因，方宏进就没有出镜机会了，王志也差不多。从如日中天很快跌落下来，你不得不离开。”

央视是确定性的平台，外面是不确定的道路。这也正是王凯在出走前的纠结之处。在慢慢摸索一年后，他感觉自己的专注度和兴趣都走到了正途，爱好、工作和陪女儿完美结合，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了。现在他除了自己的公司，不隶属任何媒体,“自由的空气是甜美的。”

还在追赶火车的马东说起爱奇艺的工作，由衷地感叹“挺累”。离开央视前，他的想法就是换个活法，“我也不知道现在的生活是不是就是我想要的，但是我好像也没有别的选择了。”

刘建宏离开央视之前，马东给他发了条短信，问他是不是要走，他说还没确定，但确实是凡心已动。

马东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人才不流动才可怕，每个人都在工作中寻找一个更适合自己的位置，千万别消极地看待这件事。”

那些不流动的人，也都有说服自己留下的理由。水均益对央视也多有抱怨：它无限庞大，但很多地方又像“小作坊”。2014年1月，水均益在索契冬奥会现场采访普京，自己办出国手续，一个人拎着箱子，住在使馆招待所，70美元一天，采访完了，“灰不溜秋回来”。这次采访，摄影师的灯是找BBC借的，因为配灯要打申请报告，“还不如自己在淘宝上掏钱买了。”水称。崔永元离开央视，水均益很佩服他的勇气。他没有崔那样的能量，那样的空间，甚至是勇气，怕失去更多，“你离开这个平台上哪儿去？”

“电视新闻除了央视，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地方台更差，视频网站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也不会涉及。”李晶称。

在市场化程度更高的文艺、体育领域，空气就显得活泛些。刘建宏在新岗位感到了一种野蛮生长的力量，“让我一下子仿佛回到了1996年。”

但作为电视人，好日子，或者能为他们带来荣耀感受的那些记忆，已经越来越远，恰如敬一丹在《那时候，这时候》里所感叹：

这时候，有了网络，微博为微信如雷似闪/这时候，电视远离年轻人的视线/这时候，激情成为稀缺、奢侈/这时候，皱纹爬上眼角，也爬进心间。

【博客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