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民间借贷危机：谁是债务雪球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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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就像发了一场高烧。对一些榆林人而言，过去十几年积累的财富在近两年几乎全部归零。”日前，榆林市一名参与民间借贷的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说。

“2012年对榆林人来说是划时代的，经济出现危机。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信用体系从此崩溃，恐怕很长时间都不可能恢复了。”榆林当地一家银行支行高管从另一个角度为《第一财经日报》揭示民间债务危机的深刻影响。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在经济上行期间，个人、企业、民间金融机构、银行都曾从“繁荣”的民间借贷中分得一杯羹，并将债务雪球滚得越来越大。而时至今日，榆林民间债务危机仍在持续发酵中，信用体系重建道阻且长。

“金字塔式”民间借贷

“1994年的时候，神木县大柳塔镇开始有国营煤矿。那时候开矿非常简单，审批手续都很方便，民营开矿价格也便宜。神木县下辖乡镇几乎都在开矿，但一直是亏本经营。”神木县律师郭湘（化名）对《第一财经日报》说，上世纪90年代初入股1万元，到2008年就能分红上千万，而入股的时候很多人甚至对回报没有期待。

90年代末至2000年初，内蒙古鄂尔多斯煤炭经济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离鄂尔多斯不到100公里的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起步稍晚，2002年前后煤矿经营情况好转，2008年至2011年成为巅峰时期。

随着煤矿开始巨额分红，民间借贷也繁荣起来。起初的民间借贷特点鲜明，首先是手续极其简单。最简单的形式就是口头承诺，用款方一个电话就可以让出借人把钱打到账上。借款也是以亲友帮忙的形式借出，通常不期待回报。

有当地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说，村中一名邻居的亲戚先前跟那邻居借了1万元，结果分红分到200万元。“表面上是分红或者利息，但在当时的本意其实是一种感谢。”

由于此类案例较多，借钱出去，获得高额回报，逐步形成了民间借贷的雏形，民间资金也逐渐有了市场价格：低的月息2分～3分，高的5分～1角。

逐渐地，民间金融市场越来越复杂。有钱人也从刚开始开矿的煤老板、入股获得分红的投资人，扩展到炒矿者、炒地者以及高利贷放款人。借款的范围也从亲戚朋友开始向熟人、熟人的熟人扩展，手续上开始打借条、请担保人，“金字塔”式的无限层借贷关系开始出现。

“全民典当，全民借贷。纺织品店、粮油店等，前面做生意，后面就‘开条子’。”郭湘说，有经营场所的专门的小额贷款公司也开始出现。

这种情况在鄂尔多斯也曾出现过。一名鄂尔多斯当地煤矿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说，许多人在2004年入股煤矿赚到第一桶金。也是从2004年前后开始，非正式典当行包括粮油店等就出现了，有办公地点的典当行也开始经营。

“那时候有很多妇女出去搞钱，融钱都是熟人介绍，知道有资产就放款，不需要抵押。”该中层管理人士称，典当行一般给利息是月息3分～3分5，到后来给到5分，现在典当行几乎都关门了。

西安的小额贷款公司相对谨慎一些，会做市场研究，放款需要抵押，一旦债务人还款出现问题，抵押资产拍卖得很快。但是就算如此，后来一大批小额贷款公司也没有躲过要不回账的结局。

“小贷公司放款时收的钱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付给资金来源方的资金成本，这部分一般在月息3分；另一部分是小贷公司收取的管理费，这部分也在3分左右。所以，放款的资金成本一般在月息6分左右。”西安一名参与过小额贷款公司业务的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称，西安的房产跟榆林不同，就算价格有波动，房子价格也相对维持高位，拍卖一般可以出手。

其兴也勃焉

民间借贷最“繁荣”的时期，是炒矿潮起来之后。榆林地区多名接受采访的人士都向《第一财经日报》描绘过同样的“震撼人心”的故事，即越来越多的资金流入榆林，煤矿的价格也开始出现直线上涨，上午一个价，下午涨到另一个价格。在这期间，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到钱，谁就能迅速赚到上亿元的价差。

受此刺激，民间借贷达到顶峰，“金字塔式”的借贷体系庞大到看不到边界——底层的出借人并不知道自己的资金流向，只是按照月息2～3分的价格吃固定利息。

当地人士称，随着人们变得越来越有钱，经济越来越繁荣，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涌向榆林，下属农村的大量农民也开始涌向市区。加上政府积极的基建规划、土地开发，房地产紧跟煤矿之后，成为又一个遭遇资金热潮的行业。不过，当放高利贷成为最赚钱的行业时，高利贷的主要资金来源就变成了高利贷，如此循环往复。

鄂尔多斯一家煤矿开采企业的办公室人员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她的20多万元资金常年以月息2分的价格放给一个亲戚，从来没问过资金最终投向，利息可以按月或者按季度领取。但是现在她的亲戚的资金链已经断裂，到处都是跟她亲戚追账的人。

“行情好的时候，我们二三十万的资金人家都不要，还要赶着入。”她对本报称，公司另一名同事也一直在从事民间借贷，许多同事都把钱交给她管理，月息2分或2分5，后来出问题资金还不上了，天天被同事要账，现在已经不上班了。

从凭良心到浑水摸鱼

其实，不同的“金字塔”有着不同的内部结构，也隐藏着不同的风险。

一种典型的民间借贷结构是“塔尖股权融资，基层债权融资”。举例而言，两个人合伙预付1亿元买下一座价格10亿元矿山进行开采生产，矿权证明材料拿到手之后，二人分别去融资5000万元。矿权股东名单上实际只有二人名字。后续的融资就以梯度的月息进行借贷，比如二人分别以月息5分从10名出借人处借款，这10名出借人又从其他100名出借人处以月息3分借款。如此多层类推，其中有的部分层次还会有小贷公司和典当行参与。

另一种“金字塔结构”是“股权融资结构”，榆林当地人称为“爬股股”。即每个层级都是以股权投资形式进行资金往来，每个股东身后都有很多小股东。典当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由于需要定期向资金来源方付息，所以一般不会选择股权方式投资。

资金借贷双方在办理手续——也就是写借条时会表明收到的款项是不是股金，但是实际的回报还是“刚性兑付”的性质。这一点在不同地区也有不同特点。

西安一种常用的做法是将利息写入借款中。比如借款100万元，利息40万元，那么双方会在借据中写明“今收到×××现金140万元”。“双方开始谈可能是入股投资，如果投资成功了，出资方就会要求分红，不提当时双方写下的上述单据。如果投资失利，出资方就会把单据拿出来要求按数还钱。”前述西安参与过小贷业务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称，在借款人非常急迫要融资的情况下，这种方式非常普遍。

只有一张借条，如何进行风险控制？在榆林，多数借款无需抵押，小贷公司或企业间借款多选择“保证方式”进行风控，即找一名比较有声望的人士做担保人。

《第一财经日报》从榆林当地了解到，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选择“爬股股”的更多一些，出借人希望分享“暴富”成果。但是，只凭一张借条，依照何种标准分红？本报记者在榆林、西安、鄂尔多斯等地得到了一个惊人的一致的答案：凭良心。

“我一个亲戚入股一个矿2万元，后来分红500万。其实分100万也是分，我们说这是良心钱。”榆林一名受访者对《第一财经日报》说，煤矿效益怎么样，大家会有个大概的了解，如果分得太少也会给自己“爬”的股东提意见。“但是由于搞煤矿需要通过宴请、送礼来上下打点关系，有一部分大家心照不宣的花费，所以分红具体是多少自己没有确切的数字。”

正是这种没有法律约束的分红关系，“便宜”了后来许多浑水摸鱼者。当煤炭价格下滑、经济形势恶化的时候，许多事实上赚钱的融资方就以没有赚钱为由，拒绝分红或少分红。

银行的两张面孔

在民间债务危机余波未平的当下，榆林当地银行机构又是何种态度呢？

《第一财经日报》调查发现，企业、小贷公司与银行之间互相心存埋怨。企业怪银行，谈好可以贷款最后又不批，企业背负的昂贵过桥资金还不上，项目资金有缺口开不了工，最终资金链断裂；银行怪小贷公司，利息定到5分、6分，甚至8分、1角，极大地推高了资金成本，形成经济泡沫；小贷公司怪企业，说好的高回报呢？

另外，虽然近期国家出台多项措施，要求降低融资成本、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但是对榆林地区而言，银行目前对民营企业的基本态度是只收不贷，对个人住房贷款也非常谨慎。特别是在房价下跌、退房纠纷不断的楼盘，银行放款十分小心。

但是，在2001年至2011年期间的十年里，银行的态度并非如此，特别是对于煤矿企业的贷款更是主动跟进。“当时资金都在向这里聚集，几大银行派出很多人到企业，银行老总也出面，都知道煤矿是暴利。”榆林一名国资背景的煤炭企业中层管理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称，当时项目一拿到“路条”，银行贷款就全部到位。

在此期间，银行的大量资金也通过不同的形式，流入了民间借贷当中。

一是通过个人信贷、企业信贷的正常通道流出。郭湘告诉《第一财经日报》，由于个人借贷利率远高于银行贷款利率，所以神木人在买房、买车时，就算有能力付全款，也会选择办理银行贷款，自有资金则拿出去放高利贷。有些比较激进的投资者甚至会将住房抵押给银行，然后把钱放进小贷公司。从银行角度而言，其对个人贷款、民营企业贷款的用途很难控制，短贷长用、此贷彼用较为普遍。

二是通过虚假资料、虚假交易骗贷，有的银行内部人员还主动帮助借款方造假。一名银行业内人士告诉《第一财经日报》，按照人民银行的风险控制措施，资金往来都是留痕的，且都是直接打款给交易对手方，但是很可能借款人的交易对手方是虚构的。

榆林当地人士乔森（化名）给《第一财经日报》讲述了一个案例。2012年，他的一个做房地产生意的朋友在当地银行贷款300万元，但是银行要求抵押等手续，办理过程遇到困难。当时，这家支行的行长出了一个主意：到钢材市场买几吨钢材，开一个价值多少的票据，用此做抵押到银行贷款。

“其实根本什么都没有，就是假手续。”乔森称，他的这名朋友2013年冬天“跑路”之后被警方抓回榆林，在看守所关押40多天之后，因为无人起诉，无法定罪，最后被释放了。他欠银行的钱，就由支行行长在还。

银行资金流出的第三个方式，就是银行行长“干私活”。如前文所述，保证人担保的方式，是榆林民间借贷最常用的风险控制方式。而当地银行的支行领导、行长，不但是很多企业的熟人，也被认为是有信誉、有声望的群体。

“2012年是一个分界线，之前都没有问题，之后很多银行领导被撂倒了。”一名榆林地区银行的支行领导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在“全民借贷”的时候，银行的员工和管理者也不免卷入其中，特别是银行行长。因为很多企业都是银行的客户，也都是行长的“朋友”，行长也乐得做中间人。

特别是企业在借“过桥资金”的时候，往往会邀请银行行长出面担保。企业在银行申请贷款，从批准到贷款下放还需要一段时间，按照当地的惯常做法，这一段时间的资金缺口，一般通过“过桥资金”暂时补上。据业内人士介绍，后期借“过桥资金”条件极其苛刻，不但要银行放贷批复书、银行行长签字担保，还要月息9分的利息才能借到。就是这“过桥资金”，拖垮了不少企业和个人。

银行人士“干私活”的另一个表现是对贷款进行截留。有榆林当地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称，企业找银行贷款，往往需要与银行行长合作，贷款由企业和行长共同使用。比如贷款1亿元，企业只能拿到8000万，另外的2000万由银行行长自己支配。

正是通过上述三种方式，大量资金从银行流出，涌入民间借贷当中，对推高资金成本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在银行端，则累积了大量的坏账和逾期风险。

有当地银行界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截至今年6月末，榆林的部分银行已经出现逾期，目前正通过加紧追款或者展期、再融资的方式进行化解。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企业或个人资金链出现危机时，往往面对亲友、高利贷、银行等多个债权人。《第一财经日报》调查发现，银行往往被排在还款顺序的最后位置。

倒矿者先倒下 脆弱的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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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的陕北，人情浓厚，恐怕少有人会想到，后来会有那么多人因为欠债难还而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去‘跑路’。”榆林一名参与民间借贷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说。

煤炭产业是榆林经济结构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在出现危机时，煤老板也成为“倒下”的第一拨人。

《第一财经日报》在当地多日调查发现，“跑路者”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有明显的不同特点。煤老板是第一拨“跑路者”，但并不是所有煤老板都会“跑路”，最先“跑路”、最多“跑路”的是“倒矿者”，真正开矿采煤的煤老板，留下来经营还债的居多。

银行农信社曾争着给倒矿者“送钱”

神木，全国产煤第一县，亦是榆林民间债务危机的风暴眼。这个县曾经到处是煤矿，遍地煤老板。但如今，浮华退去，喧嚣的娱乐场所关门停业，退房潮渐起，烂尾楼高耸，大批煤老板、开发商不知所终。

“现在神木的煤矿基本都开着，虽然煤价跌得很厉害，但这边都是优质煤，有生产就还有收入，有现金流。”神木当地律师郭湘（化名）对《第一财经日报》称，“真正开矿的人开矿的钱也是借款或者贷款，也不敢停，一旦关停，银行等债主会立刻上门。”

从资金来源上看，倒矿者和开矿者的资金来源结构一般包括：部分银行贷款、部分民间融资。民间融资又分为股权方式融资和债权方式融资。差别在于，开矿者资金链条相对倒矿者要短一些，且开矿者可以有稳定的现金流偿还利息。

目前榆林各家银行对煤炭企业的贷款都很谨慎，特别是对民营煤矿企业基本是“只收不贷”。但是银行对煤炭企业或者说对倒矿者的态度并非一直如此。

当地一名国有银行资深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回忆称，在2008年至2011年这段时间，银行对煤老板积极主动。当时由于国有银行审批流程较长，而农村信用社贷款手续简单，审批更快，导致当时一段时间国有银行竞争不过农村信用社。

“当时炒矿的时候，煤矿上午叫价1亿，下午就可能涨到2亿。”上述银行业人士分析称，这时候谁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融到钱，谁就可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赚取巨大的价差。

他说，由于农村信用社在下面县里，离矿山更近，当地老百姓更加信任农村信用社，以及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办理手续较为简单，这些因素都导致在那场躁动的炒作大潮中，农村信用社卷入得更快、更深。

民间融资更受青睐

但对民营煤矿以及倒矿者而言，银行贷款手续复杂，他们更多地还是选择民间融资。

首先，民间融资手续简单。当地多名投资界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在2005年前后至2011年这段时间里，跟朋友拆借一两个亿的资金，连借条都不用写，打个电话款项就能很快直接到账。这种资金腾挪多是用作“过桥资金”。

比如一名煤老板花费1500万用作购买煤矿的定金，煤矿的相关证件等材料拿到以后，就去银行办理贷款手续。银行贷款批准之后，他就可以拿银行的相关批准证明去民间融资，等贷款发下来之后再还给民间资金方。虽然民间资金的利息很贵，但是在炒矿潮正热时，时间才是最贵的。

其次，民间出借资金意愿强烈。陕北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人情浓厚，风俗淳朴，亲朋好友之间的民间借款古已有之，只不过那时候多为无息借款。真正意义上的民间借贷，是随着21世纪初的煤炭经济起飞而迅速发展起来的。

有当地人士给《第一财经日报》举了一个例子，他所在村里一名老太太在2000年初借给一个年轻人1万元，这名年轻人与几位朋友一起去陕北挖边角小煤矿，几年之后回来分给老太太200万元。这样的例子在当地人口中，比比皆是。

高分红成为人们往外借钱的一个原始动力。随着上述暴利案例越来越多，大家向外借钱时也逐渐都加入了利息。因为如果不是借给亲戚朋友而借给外人会得到较高的利息回报，所以亲戚朋友借款的时候也只能随行就市。

于是民间借贷渐成产业，庞大的“金字塔”结构的借贷模式慢慢形成。比如：十名有资金实力或者资金渠道的人合伙出资1亿元定金购买一个市价10亿元的煤矿（可能开采，也可能纯粹是倒矿），他们都是这个煤矿的股东，每人出资1000万。交付完定金，拿到煤矿的相关证件资料之后，他们就分别去“找钱”。

就民间融资渠道来说，他们与下一级出资人之间的关系可能是股权关系，也可能是债权关系。这一方面取决于双方之间签署的资金凭据，另一方面取决于双方谈判过程中的“气

氛”。“如果是股权关系，一般就写一张条子‘今收到×××股金×××万元’；如果是借款，就写‘今收到×××资金×××万元’。”神木一名煤矿企业中层管理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称，越接近煤矿第一层股东的人，越会选择股权投资，反之多是债权投资，因为煤矿的工商资料股东名单中只会出现最初的股东名单，“金字塔”下层的出资方无法体现。

就资金成本而言，月息一般在2分到3分，炒矿潮最热的时候，民间借贷利息可以达到4分到5分，甚至月息6分。对于这么高的资金成本，经营一般的实业都不如把资金拿出去放贷款。当地一种说法是，20%收益率的生意对神木人来说都认为是不赚钱的。

倒矿挣快钱

对于真正买矿进行开采的煤老板而言，他们融到资金买下矿之后会看好时机组织生产。虽然受到煤价下跌的影响，很多老板欠下巨额债务，但是仍有部分人选择留下来经营，没有选择“跑路”。但是这类从事实际营运的煤老板只是少数，更多的人都只是倒卖矿山。

“这个链条上有的人挣快钱，有的人挣慢钱。上游就是倒矿山，拿到一个矿山然后卖掉，并不会开采。这部分人要有很强的官方关系。”一名亲身参与过煤矿拍卖的西安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说，他参与的一个竞拍项目花了500多万元拍下一个煤矿，很快就以4000万元价格出手。完成这笔交易启动资金只需要不到200万元，因为500万以上可以分期付款，付完首付之后就把矿转给下家，拿到4000万之后再付清300万尾款即可。

“矿权转让程序很麻烦，名义上可以流转，但有行政限制。探矿证上有公司名称和法定代表人名称，一般不允许变更或不允许变更两次，主要是为了限制矿权倒卖。但是可以转让公司股权，股权变更在工商局变更登记一下就可以了，所以倒矿表现出来的就是转让公司股权。”上述西安律师称，矿权交易一般都有政府官员参与，“只有领导坐在那里，掏钱的人才会掏得安心”。

他还记得，曾经有一家上市公司来买矿，拿到资料去做评估，然后拿评估报告到股市融资，但是陕北煤矿储量很大，所以储量评估价值很大，但是没有多少人有足够的资金实力可以真正地开采。

“巨人”倒下

榆林当地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称，从1990年代末到2011年，在煤炭经济带动下，榆林地区特别是神木、府谷两个煤炭大县，逐渐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民间借贷的龙卷风，从煤企到银行，从农民到公务员，几乎全民参与其中。

但谁都没有料到，2012年危机悄然而至。“上半年鄂尔多斯出现危机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想到危机也会蔓延至我们这里。”一名榆林当地银行界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2012年下半年经济整体出现断崖式下跌，资金链出现了裂痕并最终有环节绷断，仅一年多的时间，很多人过去十年积累的财富瞬间归零。

倒矿者成为第一批倒下的“巨人”。这类人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因为压根没想过要开采，所以没有技术、人力、渠道储备，就算开采也开不起来，矿一旦卖不出去就相当于砸在手里。第二，倒矿获利的关键就是煤矿的价格要一直上涨，一旦市场价低于先前的买入价就亏了。

当地一名经营矿产交易的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称，自己的一名朋友在几年前花12亿元买下一个煤矿，去年有人出7亿元买，他朋友没有卖，现在5亿元都没有人要了。“不敢卖了。12亿元买矿的钱都是借的，卖了还不够还账的。很多债权人盯着，也不敢卖。现在煤价也不行，开采也没有钱。就这么死扛着，我看已经快扛不住了。债权人也不敢逼他太急，逼太急可能就‘跑路’或者跳楼了。”

退房潮来袭 资金链雪上加霜

今

年夏天一个中午，榆林市城市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城投集团”）的会议室聚集了不少人。有人带着饮料，有人带着泡面，还有人带着西瓜和瓜子。他们不是来开茶话会的，而是等待城投集团负责人对他们的退房诉求给一个明确的回应。

一边是购房者强烈的退房要求，一边是城投集团“缺钱”的尴尬，双方持续半年多的拉锯战，成为榆林房地产市场众多退房纠纷的一个缩影，也是煤炭经济链条风险蔓延至房地产的一个病灶。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近日发现，在榆林市区、横山区、榆横工业区以及榆林高新区，目前仍有大量土地开发、楼盘在建，也有不少圈而不建的土地和停工的楼体框架。而榆林市下辖的神木县则更为严重，神木新村高档楼盘鳞次栉比，但是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停工。

“富人炒地、有钱人炒房。”黄金十年期间，倒煤矿发财的一批人大量囤地，财富变成了土地，变成了房子。如今房价大跌使得个人财富大幅蒸发，退房潮来袭也使得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链越发绷紧。

击鼓传花戛然而止

“倒沙梁，倒房房，倒地皮。”榆林本地一名企业经营者对《第一财经日报》说，从2001年到2011年是榆林的黄金十年，做房地产生意的人也在激流而上的经济中投机获利。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房地产投资当中，炒房潮渐起，击鼓传花式的房地产转让现象隐现其中。

如今鼓声已戛然而止。榆林市区多数楼盘的价格与2011年相比，已经下跌二到三成，高新区房价下跌更加明显。

“高新区基本上没有高新技术企业，基本上就是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与煤矿差不多同时起步，稍微晚一点。等到煤矿一停摆，房地产业就不行了。外地人大量回到本籍，包括四川、河南以及陕西南部地区的打工者，人口大量流失。另外下面区县过来的农民，也很多都回去了。”上述企业经营者表示，2011年榆林高新区部分地区房价达到1万元/平方米以上，现在已经跌落至约6000元/平方米，弃房、退房现象很多。

虽然价格大幅下滑，但实际上也多是“有价无市”，更有甚者不但不再买入反而大量退房。

《第一财经日报》7月末在榆林调查发现，榆溪雅园有数十名业主组成了相对稳定的“退房团”，他们在网上互通信息，线下定期活动。近期，这个退房团多次到榆林城投集团围堵相关负责人，要求退房或者降价。榆溪雅园开发商榆林市城市投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榆林城投地产公司”）， 是榆林城投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榆林本地人侯青（化名）是上述退房团的组织者之一。他对《第一财经日报》称，2013年底他支付了30万元定金购买榆溪雅园一户129平方米期房，购房均价在8000元/平方米左右。

据侯青称，榆溪雅园由榆林城投集团旗下公司开发，本来是用于政府单位内部团购。侯青提供的一份入住名单显示，榆林市人大、发改委等部门都有多名人员参与购房。但是在实际销售时，相当一部分住房是通过个人转让的方式直接向社会人员销售。只不过内部团购人士对外转让时会收取一定的“转让费”，少则三五万，多则十几二十万。

“榆溪雅园一期项目已经延迟交房，我们二期还不知道盖不盖得起来，三期预付款已经都收了，坑还没挖。我就是希望他们把首付款30万退给我，转让费我可以不要。”侯青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

侯青出示的其与榆林市东升房地产营销有限公司（下称“东升公司”）签订的《购房委托协议》显示，侯青委托东升公司购买住房，需要支付三笔费用，包括向房主支付30万元预付款、3万元转让费以及向东升公司支付1万元诚意金。诚意金用于委托东升公司为其在2013年11月16日前“积极联系洽谈购房”，而协议的签订日期是2013年11月15日。

从侯青购房的高额转让费、高中介费交易细节可以看出，榆林房地产市场热潮在2013年底依然有余温。

和侯青类似，目前退房纠纷中的大批购房者是在2013年下半年加入到购房大军行列的。他们还没有品尝过房价飙升带来的收获，就立刻迎来了房价的突然下跌。这些人，也成为榆林本轮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的最后接棒者。

榆林当地投资界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在2013年之前的几年中，榆林房地产市场一路向上。一个突出的表现是，房子转手率高，买房需要先买号，与售楼处或者房地产开发公司有“关系”的人开始做“倒号黄牛”，一个号倒卖3万～5万，每天净收入几十万者不在少数。另一个表现是追求快速转让，忽略转让程序合法性。

“有的业主买了房子之后，在欠债需要把房子抵押给别人时，才发现房子从来就没有过户给自己。”西安一名律师告诉《第一财经日报》，他曾处理过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当事人的房子是从别人手中快速买进的，而他的上家、上上家甚至更早的买卖者都不是房主，因为房主从第一次交易起就没有变更过。

“可以说是缺乏法律常识，还有就是当时交易太快，变更手续太麻烦。而周围很多炒房者都是这么转让的，所以没有人感觉到风险，直到链条上有一环出现问题。”上述律师说，这样的案子一般是死结，法院进行处理难度也非常大。

高利贷压顶 银行收紧房贷

先于普通的购房者，当地市场参与较深的主体如银行等已经先知先觉地观察到经济下行的苗头。

有陕西本地银行高管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2012年就已经发现有企业利息支付出现了问题，资金链开始绷紧，倒矿的、炒房的、开发商、小贷公司以及很多民营企业都开始出现问题。

另一名股份制银行当地支行人士也对《第一财经日报》称，2013年7月，已经明显看出榆林经济突然就“转不动了”。

到2014年7月，榆林部分地区房价已经下跌两成到三成。“如果30万元定金可以退还，再加上几十万就可以买类似面积的现房了。”侯青告诉本报记者，买房首付30万元以及转让费总计34万元基本都是“贷款”。

他所谓的贷款，即向亲友借款。随着煤炭经济发展，榆林人变得越来越富有，民间借贷也随之发展。原先的亲友无息借款，也逐渐变成了有息“贷款”。不过利息高低一定程度上看双方关系在市场价上下浮动，总体月息2～3分。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当地多年来已经形成发达的民间金融网络，参与民间借贷已经成为传统，“三角债”现象也较为普遍。所以某人可能既是债权人，也是债务人，既要追债，也要被讨债。

在房价大幅下挫、贷款高息压迫的情况之下，跟侯青一样的购房者退房意愿就越来越强烈。不过，开发商售房证照不全、转让手续不合规、交房期限延迟，也是购房者想要退房的原因，且往往成为法律诉讼中购房者主要的退房理由——因为房价下跌而退房是不能得到法律支持的。

榆溪雅园分为三期开发，一期已经建成，近期正在办理交房。一期的购房者张某日前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在开发商拿到预售许可证之前，自己的购房定金就已经交了，销售就已经开始了。“榆溪雅园一期逾期交房两三个月，就在这几天交房，但是交房我们也不接了。”张某说，虽然后来榆林城投地产公司把预售证补上了，但是现在也不想要房子了。

从今年4月份开始，侯青、张某以及榆溪雅园的上百名业主就开始向城投集团及其下属公司以证照不全、违规销售、逾期交房等原因提出退房要求，另有部分仍然希望购房的住户则要求调降房价。

张某目前不准备接房的另一个原因是银行按揭办不下来。“我的资料都交给银行了，但是没有审批下来，现在银行对个人住房贷款也暂停了，特别是我们跟开发商有争议的这些楼盘，银行非常谨慎。”张某说。

“退房潮、弃房现象的出现，让银行对个人住房贷款开始谨慎介入。”有银行客户经理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已经接到了银行高层下达的指示，不再做房贷业务了。

事实上，银行对个人房贷由积极开展到谨慎介入，态度转变背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量个人房贷卷入了民间借贷，暗藏巨大的还款风险。

多名当地受访者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在过去几年民间借贷“繁荣”的时候，由于借贷利率远高于银行贷款利率，所以榆林人在买房、买车时，就算有能力付全款，也会选择办理银行贷款，自有资金则拿出去放高利贷。其中，有些比较激进的投资者甚至会将住房抵押给银行，然后把钱放进小贷公司。

榆林城投集团牵涉其中

榆林退房现象已经引起政府关注。据了解，榆林市在今年5月份成立了榆林市房地产市场矛盾纠纷协调处理领导小组，集中接待来访群众，解决房地产市场中存在的纠纷。

《华商报》援引榆林市信访局数据称，6月份榆林市涉及房地产信访的共有34批3844人次，其中榆林城区15批1564人次，横山县8批1200人次，高新区管委会7批830人次，榆阳区4批250人次。

据报道，购房者所反映的问题包括：五证不全的情况下违规销售；规划与实际不符，涉嫌虚假宣传；私自改变户型、建筑面积和建筑材料；房价下跌且不能够按时交房。“问题楼盘”几乎覆盖榆林城区大多数楼盘，还有部分县区的个别楼盘。

多方压力之下，榆林城投集团6月11日对内下发红头文件《关于成立城投房地产市场矛盾纠纷应对领导小组的通知》（下称《通知》）。

《第一财经日报》获得的《通知》内容显示：“受房地产大形势的影响，榆林市房地产市场整体低迷，出现了一大批要求退房、降价等不正常现象，乃至造成群体性上访事件，对社会稳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为积极应对类似现象，确保社会、市场的稳定发展，集团公司决定，针对‘榆溪雅园’、‘榆溪沁园’、‘榆溪圣境’三个房地产项目，成立房地产市场矛盾纠纷应对领导小组。”

“当时对我们的承诺是无限期、无条件退房。”侯青对《第一财经日报》称，城投集团宣布接受退房之后，先后有100多套房子成功退房。但是随着要求退房的购房者越来越多，城投集团也招架不住了。之后，城投集团的态度也从直接面对，变成了“打太极”。

张某表示，城投地产公司曾经与他们这批退房者有过口头约定，即承诺无限期退房，或者降价14%。侯青说：“都是口头承诺，没有落实到纸面。”

在反复交涉之后，榆溪雅园一期的购房者于9月2日获得了一份榆林市城投集团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补偿方案——《关于榆溪雅园一期延期交房补偿方案》。

《第一财经日报》获得的上述方案显示，商品房单价依然按照合同约定价格执行，不过开发商将根据商品房的面积及单价以不超过房款总额14％的幅度分别补偿。其中，一期业主赠送车位一个，定价10万元（若业主放弃车位由物业公司按定价收回）；除车位补偿外的其余部分由业主开具正式发票后，由开发商退还，具体金额以补充协议为准。另外，已经签订购房合同的业主违约金由开发商退还，10月1日前交付全款的业主，仍享受3％的优惠。

对此方案，部分榆溪雅园一期业主表示还要看方案的具体执行。不过也有业主表示，不想接受补偿，还是希望可以退房。榆溪雅园二期、三期的购房者，则依然还在等待有关退房的进一步消息。

追债人盼逃债人归来 跑路者后会无期

7

月30日，周三，60多岁的张宏（化名） 吃过午饭，来到榆林市神木县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称“处非办”）门口。还没到下午办公时间，张宏透过大厅玻璃门，盯着里面正在滚动通报非法吸存案件的电子显示屏看了一会，回到门口花坛矮墙上坐下。他的周围，已坐了不少前来探寻追债消息的中老年人，其中不少人都跟张宏相熟。

下午两点半，处非办大门打开，追债人进到厅内等候工作人员出现。《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看到，大厅内共有五面电子显示屏，其中三面显示屏通报警方受理案件信息，另有一面公布警方已经找到的债务人信息，债权人可以在指定日期去追要款项。

“还能找得到债务人吗？借条带来了吗？”柜台后面的工作人员告诉前来咨询的追债人，要先在处非办登记，直接到公安部门报案不会被受理。

张宏几日前已经登记过。他盯着警方已经找到的债务人名单搜寻了许久，没有看到自己的债务人名字。跟熟人打过招呼后，张宏溜达着离开。

后会无期

神木县是榆林市主要的矿区所在地之一，也是榆林市曾经经济腾飞的一个重要引擎。如今，“追债”成为很多神木人的关键词。

“‘跑路’的很多，可以说是相当多。”神木县律师郭湘（化名）对《第一财经日报》说，登记在册的债务人只是冰山一角。由于许多债权人发现债务人被警方查办之后反而不能如期要回欠款，后期许多人已经不再去登记、报案。“司法、警力有限，大部分‘跑路’的人跑了就跑了。”郭湘说。郭湘曾代理过多起民间借贷纠纷，自己也长期在出借资金。

当地人士告诉《第一财经日报》，神木的民间借贷可用“疯狂”形容，并且资金链条已经延伸至周边各县以及榆林市区，乃至内蒙古鄂尔多斯和晋、豫、京、浙等地。在这一长长的资金链上，煤老板、小贷公司、银行、实体企业、个人以及公务员多方参与，“黄金十年”中不少人发了财，但经济断崖式下跌时也有不少人跑了路。

在榆林高新技术开发区见到《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时，本地生意人王远华（化名）数了一下说：“我的朋友从去年到今年跑了5个了，跑了的就‘后会无期’了，很少有能找回来的。”

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随着经济下滑，榆林人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目前民间借贷利率虽已下落到月息1分至1分5，但即便如此，也很难再互相借到钱了。

不过，王远华的其中一名朋友还是在今年上半年借到上千万然后“跑路”了。“他在我们朋友圈里花钱一直都是大手大脚，非常仗义。就在他‘跑路’前十几天，才以2分甚至更高的利息从我的叔叔和其他朋友那里借了不少钱。其中我叔叔400万，光我认识的人就被骗了1600万，其他我不认识的债主和银行就不清楚了。”王远华说，后来才知道那朋友是在借“路费”。

据当地人士称，在这些“跑路”的人当中，有的掺杂了恶意诈骗的成分，但更多的是低估了“泡沫”的杀伤力。在民间借贷有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回报的时候，许多借款人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想法，将“好的投资机会”分享给兄弟姐妹、亲戚朋友。正因如此，有的人青年结婚钱、老人养老钱也被卷入其中，最终血本无归。虽然当时可能是出于好心，但结果却导致有的借款人采取极端行为，有人“跑路”，有人自杀。

司法之难

当债务人选择“跑路”后，留下的就是一摊债务纠纷。《第一财经日报》在西安了解到，对于榆林市特别是神木县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西安的多名律师都已经表示不再代理该类案件。

代理过多起民间借贷纠纷和矿权纠纷案件的于律师对《第一财经日报》称，一方面，目前这类案件大多数都找不到债务人，法院很难通知到债务人，后续程序执行困难，就算打赢了官司，债权人也极有可能拿不回钱。另一方面，法院对这类案件的受理也比较谨慎，案子积压严重，债权人很难在短时间内走完法律程序。

神木县人民法院院长李保平早在2013年3月就曾表达过与于律师类似的观点。在向神木县人代会作报告时，李保平称，受毗邻鄂尔多斯“金融风暴”影响，自2011年以来该院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一直呈大幅上升趋势。2012年共审结民间借贷案件1704件，涉诉标的10亿余元，执结民间借贷案件410件，执结标的2亿余元。

“这些案件呈现出标的大、利率高、债务人难找、被执行财产难查等特点。”李保平在报告中说，“尤其进入下半年后，原告、申请执行人情绪急躁，被告、被执行人抵触情绪更大，给法院在审理和执行此类案件时增加了许多困难和风险。”

在今年7月举行的半年工作会上，李保平还透露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大幅上升。

于律师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民间借贷如果出现问题变成非法集资，就是民事案件，如果能够找到债务人，法院只能对其拘留15天，多数情况是没有偿还能力就不还了。如果原告胜诉后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那么债务人终身都有还款义务，有了还款能力就要还款。

“有的当事人知道借款方还不上钱，那是起诉还是不起诉？我们建议还是要起诉。因为现在没有钱，未来有钱了还可以强制还款。”于律师称，但是陕北比较特殊——纠纷的标的都非常大，法院收费和律师收费都是按比例收费，所以诉讼成本比较高。“在就算打赢官司还不一定能讨回钱的情况下，真金白银地掏出四五十万去打官司的人比较少。”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神木县人民法院看到，由于案件太多，法院已经安装了“叫号系统”，案件办理人到法院填报完相关资料后就可以在等候区等待叫号。记者当日遇到的大部分案件办理者，都是民间借贷的追债人或其代理人。

“往息抵本”

《第一财经日报》从神木县处非办获悉，今年6月、7月，神木县公安局对该县刘岗岗、白生华等14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进行立案侦查，债权人可以携带票据到处非办申报追偿。

但是更多的债务人将持续出现在处非办的滚动名单中，何时能够重新露面并偿清债务，仍是遥遥无期。

而按照榆林目前的“往息抵本”政策，已经领取的利息回报将用于抵扣本金金额。也就是说，一个出资人借出资金100万，已经收到利息回报10万，那么再向债务人追偿时只能追偿90万元。

神木县处非办认为，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的资金属于违法所得，以吸收的资金向参与人支付的利息、分红等回报，应当依法追缴。所以，在非法集资案件办理过程中，集资参与人本金尚未归还的，所支付的利息、分红等回报一律折抵本金，即“往息抵本”政策。

对此，当地多名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均表示，“往息抵本”应该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手段，可以保证在债权人特别多、债务巨大、债务人资产有限、债权人集中上访的情况下，每个债权人都能分到一杯羹，有利于化解群体矛盾。这种判决主要针对非法集资、集资诈骗等违法案件实施。但是这种判决做出之后，对社会上的正常债权债务关系产生了一定的负面示范作用，即很多债务人都不还钱了，都要求效仿“往息抵本”。

“再也不往外借钱了。”王远华对《第一财经日报》说，“现在找不到的债务人基本就放弃了，找得到的债务人也直接说，‘你再跟我要钱我就跑路’。欠钱的都是大爷。”

政府在行动：疏堵并行促民间金融阳光化

当

企业、银行、民间金融机构以及个人都在资金借贷的链条上获取利益，并助推泡沫一步步膨胀时，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市场主体——政府，又扮演了何种角色？

事实上，榆林市政府对非法集资出击从2009年就已经开始，处置非法集资联席会议制度也在彼时建立。但是政府有形之手并没能成功为炙热的民间借贷降温，2012年下半年民间债务危机终于爆发。

“不应该允许借贷利率达到月息5分、6分这样的程度。”一名榆林当地银行业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说，经济上涨时油门踩得过狠，经济下行时刹车踩得太晚，缺少资本驾驭经验的一夜暴富，已经让所有人都有些不知所措。

目前，民间债务危机引发的货币流动性固化、民间资金与实体经济通道堵塞的问题日益显现，榆林市的金融改革也正在全面推进。

疏堵并行

民间借贷暗流涌动，合法借贷与非法集资纠缠其中。对于非法集资，一般采取“堵”的方式，打击非法行为，力求将投资者受影响程度降到最低；对于合法借贷，则需要合法引导，建立与实体经济的顺畅联动机制。

针对陕北地区的民间借贷危机，陕西省政府去年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明确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

《意见》提出，要在榆林进行金融综合改革试验，探索民间金融规范化发展路径和模式。同时，支持榆林下辖的神木县开展金融改革创新，争取国家级金融改革试点。对于榆林市下辖的另一个煤炭大县府谷，《意见》则表示支持其开展民营经济转型升级试验。为了保证落实，《意见》要求省金融办牵头，市县政府、人民银行西安分行以及陕西银监局等部门进行配合。

去年年初，榆林市政府在金融办设立了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指导全市防范民间融资风险，对各县区进行督查和协调。同时，为了建设“省级金融改革试点市”，市政府决定为民间资本开绿灯，允许民间资本依法设立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

“堵+疏”的改革思路在神木县体现得也非常明显。根据市政府安排，神木县也设立了“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称“处非办”），专门受理非法集资案件登记，配合警方追查债务人，化解借贷矛盾。

今年3月19日，政府又出资在处非办正对面开设了陕西省第一家金融综合服务中心——神木县金融综合服务中心（下称“金融服务中心”）。

《第一财经日报》获悉，近两年神木县金融办曾多次组织人员到温州、鄂尔多斯考察，借鉴经验，并计划由民营企业牵头成立民间借贷登记中心。不过，最终出于在公信力和服务程度等方面的考量，决定由政府出面搭建这个推动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的平台。

金融服务中心职能丰富，包括引入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同时引入公证处、车管所专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公司、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等多类主体入驻，为借贷顺畅进行提供服务。

不过，《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近日赴神木调查时却看到，坐南朝北的处非办人来人往，门庭若市；而坐北朝南的金融服务中心，却是门可罗雀。

向信贷发力

今年上半年，榆林市实现生产总值（GDP）1291.61亿元，同比增长7.3%，增速同比回落1.3个百分点。全市财政总收入336.90亿元，同比下降4.5%。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5月陕西省投资增速持续回落，其中西安、榆林等地回落明显。榆林市前5个月完成投资287.9亿元，同比下降33.5%，投资增速持续位居全省末位，影响全省投资增速回落0.5个百分点。

工业投资方面，榆林作为能源大市，受煤炭市场疲软、工业品产能过剩等因素的影响，工业投资增速由上年同期的增长45.9%变为下降41.4%，回落87.3个百分点。

民间投资增速放缓更加明显。与上年同期相比，投资增速76.5%的高增速变为下降32.2%，增速回落108.7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银行存款余额则有增无减。截至今年6月末，全市存款余额2646.31亿元，同比增长6.6%；各项贷款余额1887.35亿元，同比增长7.5%。

分析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称，经济下行，银行存款余额却持续增长。存款回流背后，是民间资金“受惊”后的选择保守化，也意味着实体企业的融资困难。

目前，榆林市政府正在积极帮助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包括引导企业按时有序还款付息，同时通过盘活资产、增加有效抵押物等方式提升授信评级；向陕西省相关部门申请，加快推进“矿权抵押贷款”；引导商业银行为企业创新信贷审批和还款方式，加快转贷、续贷的审批和放款速度，缓解企业生产经营流动资金压力。

“政府希望我们向小微企业放款，但是政策是政策，现在不敢放。”一名当地银行界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对银行员工而言，如果自己经手放出去的贷款成了坏账，自己是要终身负责的，所以大家都不会轻易向风险高的企业放贷。

他认为，如果政府没有进一步的政策支持，想让银行放款很难。

破灭的“财富幻觉”

泡

沫总是隐藏于经济繁荣身后，绚烂的色彩让人辨不清，那到底是希望还是虚妄。

“什么是泡沫？就是你明明只有100万，却以为自己有200万。”榆林市神木县一名经历民间债务危机的当地人士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在危机之中，他看到了泡沫的真面目。

榆林地区民间借贷因煤而起，起初略高于银行利率的民间借贷尚在可控范围之内，资金流动性提升也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提高了效率。但是随着炒矿潮、炒房潮的兴起，资金需求急剧增加，借贷利率也极速升高，从起初的月息2分飙升到后来的5分、6分，甚至1角。

对于一名普通的当地居民而言，这段疯狂的故事分为上下两段：前半段是迅速富有、赚钱太容易，仿佛是个童话故事；后半段是迅速破产、赚钱变得非常难，幸福消失得太突然。

童话部分正是泡沫吹起的时候。一名普通白领A将自己的100万元以月息3分的利息放贷给B，B称将资金用于购买煤矿。第一年，A拿到了B支付的36万元利息。在A看来，他的财富是出借的100万本金，加上收到的36万元利息，总共136万。在经济环境好、投资回报看上去比较有保证的时期，大部分人会选择将利息转成本金，继续放贷。即A相当于向B借出了136万。在A看来，一年之后他的财富将变成136万元和这笔资金的利息。

随着时间一年一年过去，A这类人的“财富幻觉”也与日俱增。作为一个“富有”的人，这类人开始大把大把地消费。有的买豪车，陆虎揽胜、丰田霸道甚至悍马等品牌的豪车密集出现；有的买奢侈品，三五相约乘飞机到北京、香港“批发”LV、PRADA、GUCCI等，给亲戚朋友分一分；有的买房子，购房地点近在西安、北京，远达美国、欧洲；还有的请客吃饭、唱歌洗澡，消费付款常用现金，一次花几“本”——一本是1万。

但是从B的角度看却是另外一个故事。他从A处借来100万元，第一年还给A利息36万元，A在B处的资金就只剩下64万元，如果A继续追加投资，那么资金就还是100万元。

等到第三年，A和B的关系将到达一个关键的时刻：A有可能本利双收，也可能万劫不复。这取决于B的投资是否真实存在，且收获暴利。

如果B将借入的资金用于投资，并真的取得高额回报，那么这一借贷关系将可以继续下去，进入下一个三年、五年；如果这期间A将利息取出自用，则他可能是赚的。但是如果是一直追加投资，将利息都转成本金继续放贷，那么财富归零只是时间问题——一旦暴利链条无法维系，上游的一连串投资都将化为泡影。

但是还有另一种极端但普遍的情形，就是B从一开始就是募集资金用于投机，而非用于开采矿产等实业经营。所以等到第三年，很有可能已经无法支付A的利息，更不用说本金。所谓投机包括参与炒矿、炒地、炒房，也包括诈骗。为什么极端但是普遍呢？因为月息3分、5分甚至1角的利息成本，普通实业经营根本无法承担，只有投机甚至欺诈，才可能使其中一部分人获得暴利。

这条投机链条最后的断裂，不仅伤害了煤炭、房地产等链条上的产业，高回报也将当地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公共资源，都吸引到这一链条上。当放贷变成最赚钱的行业时，回报率20％以下的第一、第二甚至第三产业，已经很难吸引人们的经营兴趣。

在危机渐息的鄂尔多斯，有一名煤炭企业的管理层人士曾经这样告诉《第一财经日报》，他的资金只会存到月息2分的典当行，月息3分的他是不会存的。在那几年，他用放贷赚取的利息买了婚房、买了汽车，并在危机爆发前夜将资金撤出。

他说，虽然说不清风险到底在哪里、何时会爆发，但有一个古老的道理说明这一场繁荣终究要冷却——利大伤本。

【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