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刊于《川商》杂志创刊号，2008年元月。

川商曾经创下了多个第一。世界上第一张纸币诞生于成都、中国首个买卖内部股的场外交易市场出现在红庙子、内地第一家上市的民营企业同样由川商来书写。

但在今天，一说起中国的商帮，人们脑海中呈现的往往是繁盛于明清之际的徽州大贾，辉煌于清代中期经营票号的晋商等等，当代商界无处不在的浙商，更是让大家如雷贯耳。

而我们川商呢？往往是搜肠刮肚也找不出几个代表人物。川商为什么没有形成合力？川商为什么不能称雄中国商界？

这些都值得我们反思。反思能够让我们看清自己，反思能够让我们更加清醒，反思能够让我们更坚定而有力地前行。

川商之痛：没有自己的整体品牌

说起中国的商帮，人们脑海中呈现的往往是繁盛于明清之际的徽州大贾，辉煌于清代中期经营票号的晋商，以海路从事国际贸易的粤商等等，当代商界无处不在的浙商，更是让大家如雷贯耳。而谈及四川商人，往往是搜肠刮肚却找不出几个代表人物，外界对其的认知更是一片茫然！

“外面一提起四川，印象中就只有农民工，这一直是我们心中的一个痛。”四川省委政研室副主任李后强说，四川是一片伟大的土地，从古至今，这里养育出很多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军事家和科学家，但真正能引领潮流的企业家却很少。

“川商具有儒雅、勤奋而机敏的众多优点，但最大的问题就是品牌没有打响，没有四川出生的那些政治家、军事家那样叫的响。”

川商为什么在全国不像徽商、晋商、粤商以及当代的浙商那样声名显赫呢？

答案莫衷一是。相对成形的观点是——川商整体品牌的缺失。这一缺失的根源在专家们的如炬目光下也已锁定了几个“因素”。

地理因素

蜀道险峻挡住川商脚步

“噫吁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诗人李白在《蜀道难》中用极尽夸张的笔调给我们描绘出了古代四川交通的险峻。

四川几千年的历史中，其对外联系，特别是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主要依靠由成都经剑门关到陕西的川陕陆路和由岷江、嘉陵江、长江而东南的水路两条交通大动脉。而与这川陕陆路交通大动脉相衔接米仓道（今天的阆中至汉中）、洋巴道（今天的达州至安康）等。这些道路基本上都需要翻山越岭，行走十分艰难。

而由长江而东南的水路同样是险峻无比。当年流传于船工中的峡江号子中就唱道“青滩、泄滩、崆岭滩，滩滩都是鬼门关，……一声的号子，我一身的汗！一声的号子，我一身的胆！”峡江上行船，船工不无自嘲的说道：“船拉上滩，脑壳碰穿；船放下水，是人是鬼”。

据《长江上游航道史》记载：川江全长1000余公里，其间有6大峡谷，峡江滩多水急，礁石林立，有各种险滩和碍航礁石311处，有大险滩37处，平均每3.3公里就就有一处鬼门关，可谓“五步一滩、七步一峡”，其中以青滩、泄滩、崆岭和滟滪堆为最险。在这些险滩的岸上，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设有白骨塔和救生的红船。

“山川地险，川人自古出川不容易，即使一个商人在四川盆地内影响再大，他也很难影响到盆地外面去，因此外界就不容易了解川商了，要形成全国性的知名度那就更难了。”知名作家王跃这样说道。

历史因素

数次战乱让商业薪火断代

1909年（清宣统元年）出版的《成都通览》称：“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也。”可以说，成都是一座彻底被消灭过的城市。无数次的战乱，导致人口锐减，曾经繁荣的商业和商人也就在这样的战乱中湮灭了。商业薪火的屡屡断代，导致了川商无法形成持久的影响力。

有史记载，宋末元初四川曾遭遇过一次人口大灭绝。1231年蒙古军队攻入四川后，元宋在此缠斗近50年，蒙古军队进行了血腥的屠城。对此，《宋代蜀文辑存》卷84《议救蜀四事疏》记载说“昔之通都大邑，今为瓦砾之场；昔之沃攘奥区，今为膏血之野。”南宋末年，四川人口首次超过600万人，经蒙古兵入蜀，四川遭受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争破坏后，蜀中虽沃野千里，但已荡然无民，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四川只剩下12万户，约60万人了。四川自公元965年北宋平蜀后近三百年的经济发展成果被毁坏殆尽。

后经明代300年的休养生息，四川人口大体恢复到汉、唐水平。随后又是明末清初的战乱，近300年的经济成果又毁于一旦。《四川通志》记载说：“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

明末清初30余年的战乱，四川受害最烈。1644年，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军入川，12月称帝建立“大西”政权，定成都为“西京”。四川因此而成为明末农民战争主战场之一：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张献忠滥杀……四川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戮。

至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四川人口陡减九成至50余万人，整个成都城人口一度降到不足20户，成都已然是“城中草木蔽寒，麋鹿豺虎，纵横民舍，官署不可复识，中官栖于城楼，兵则射猎于城内，蜀王府野兽聚集，二三年捕获未尽。”

四川移民们经过白手起家，在经过两三百年的积累后，商业开始兴盛，但每当积累得繁荣富足时，战乱又来了，这无疑是川商中难有百年老店，鲜有大商大贾的重要原因。

“战乱之后，连四川人都几乎没有了，那里还有什么川商？”王跃说，历史上的官府垄断也导致川商无法发展壮大。在古代四川，茶、丝绸、盐是三大重要的商品，但现在有史可查的茶商、绸商和盐商却寥寥无几。

而恰恰就是在这三大产业中，处处可见政府垄断的身影，私营业者很难做大。蜀锦名贯天下，在当时的社会生产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成都亦因此获得“锦官城”的美誉，但因为官府的垄断而无法产生流传千古的蜀锦商人。

1083年（宋神宗元丰六年），北宋政府在成都设立成都府锦院，专门管理和统一丝织品的生产，有军匠500余人。而在此之前，成都并无官办的丝织工坊，民间手工业者得以自由发展。随后，1129年（南宋建炎三年）又在成都创办了茶马司锦院。1168年（乾道四年），茶马司锦院和成都府锦院合并，官府还一并通令天下，禁止商贾收买绢帛，成都乃至整个四川地区的丝织品生产和销售，基本上被官府所垄断控制。

   同一时期，1074年（熙宁七年）北宋政府为了控制茶马贸易，增加政府收入，专门设置了管理茶马互市的管理机构——在成都设立了榷茶司，在秦州设置了买马司，分别管理买卖四川茶叶和吐蕃马匹等事宜，为了提高效率，1081年（元丰四年）两司合并为茶马司。

北宋政府在四川地区设置了41处买茶场，严格规定所有茶叶都必须按官价卖给茶马司，同时还严禁内地商贩私自贩运茶叶出境与少数民族交易，而少数民族也只能购买官茶，若有违反者除了没收货物外，还要受到官办。

四川茶叶的政府垄断一直持续到1490年（明弘治三年），明朝政府才允许茶商私人经营百分之六十的自由贸易，民间茶马贸易才从非法的走私变为合法的民营贸易。

官府除在茶马、丝绸等主要产业上大举垄断外，还垄断盐酒的产供销。除此之外，官府的赋税政策还“崇本抑末”，沉重的酒课、盐课、茶课都极大的制约了川商的发展。

自身因素

没有人曾来打造川商品牌

“川商”过去从来没有作为一个集合性的品牌来打造过，过去根本就没有叫过，所以川商就无从谈出名还是不出名了。川商之所以不出名，是因为树立川商整体品牌的事情目前还没人去干。

四川省营销学会会长李蔚这样认为，“巴出将，蜀出相”，成都主要是一座文化城市，以消费性为主，并没有大的产业，没有产业作支撑，要出大的商人就很困难了。

天府之国，沃野千里，主要以农业为主，由于农业自给自足的特性及农产品的低附加值属性，很难形成大的产业和商人。改革开放以后，四川大的产业中，诸如川酒、川茶、川猪、川药在国内外都很知名，但这些商人都是分散性向外发展，并没有形成群体性，整体化的发展态势，因此川商作为一个区域性的品牌概念给外界的影响并不深刻。

“川商之痛就在于它的弱小，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李后强认为，“川商应该是一个群体，是个集合的概念，有共同的理念、价值观和目标，是一个大的团队。”

“川商”知名度相对于其它商帮究竟有多大的差距，究竟处在什么样现状上？我们采用网上调查和随机调查的方式，作出了一个川商知名度相对值的数据分析。在本刊与华西都市报联合举办“叫响川商品牌大会”前，我们在GOOGLE搜索中输入“川商 商帮”词组，相关涉及“川商”的说法大约有265万项，而浙商却是652万项、徽商428万项、晋商323万项、粤商420万项、京商336万项、闽商345万项、台商430万项。统计发现，上述商帮其知名度相对值对比分别为浙商20%、台商14%、徽商13%、粤商13%、闽商11%、京商11%、晋商10%，而川商仅有8%（见图）。由此，可见川商知名度相对值是这些商帮中最低的。

由于“川商”这一区域品牌从没有人认真塑造过，因此在近两年举行的中国商帮“武林大会”上连续两年被冷落，甚至连身影都无法得以展现，这不能不说是遗憾。2006年5月，各路商帮齐赴杭州西子湖畔，参加首届中国商帮峰会，纵论“全球化时代中国新商道”。浙商、苏商、晋商、徽商、沪商、京商、粤商、闽商、鲁商、豫商等中国10大商帮受邀出席参加，川商未能在大会上现身。2007年8月，中国第二届商帮峰会再次在杭州举行，而川商再次缺席。由此，可见，在历史上一度创下若干辉煌的“川商”，在中国商界的名气的确还有待提高。

如果说，地理环境，历史局限是导致川商整体品牌缺失的客观因素，那么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川商自身的不作为则是不能轻言谅解的。

李后强大声疾吁，川商，可以容忍暂时的低调，但不能容忍整体品牌的缺失而成为永远的痛！

川商，亮出你的剑来！

{@Page@}

川商之劣：单打独斗不抱团

“温州人全国各地都开有服装城，义乌小商品城更是全世界都有，佛山瓷砖城也无处不在……我们四川商人合伙做的产业又在那里呢？”四川省营销协会会长李蔚教授对四川商人喜欢单打独斗不愿抱团的作风颇感无奈。

对此，佰腾集团成都数码广场总经理唐立新则尤为痛心疾首：“我们在竞买青岛一个数码广场项目时，与一家浙江企业狭路相逢。佰腾凭借良好的口碑率先得到这个项目，但由于短时间内无法筹集到足够的现金，而浙江企业却依靠‘浙商’团队，几个企业‘打捆’，很快组织到了所需巨额资金，项目最终就到他们手里了！”

劣根一  天下之沙

《圣经》中基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做世上的盐”。2005年11月下旬，南方人物周刊大手笔推出专集——四川人是天下的盐，“我们选择了‘盐’来代表四川人，细小的结晶体，不可缺少”，该刊副主编徐列如此动情的说道。

四川人不但是天下之盐，而且还是天下之“沙”。2007年7月，值逢青藏铁路通车一年，记者重走青藏线，无论是在格尔木、还是在拉萨，乃至日咯则，以及更遥远的边镇亚东，这些成百上千万在外淘金的川商，虽然如同吉普赛人那样坚韧、快乐，而富有冒险精神，但他们却很少抱团发展——他们像一盘散沙一般散落在大地上，单打独斗，自生自灭。

“在格尔木虽然四川商人几乎占据了所有重要的行业，也诞生了我们当地的众多富豪，但格尔木川商至今都未成立自己的商会，我曾跟老板们建议‘抱团’的重要性，但总没人出来挑头。”四川老乡，格尔木日报的刘文彬感慨地说。同样在号称“小四川”的拉萨，我们不难看见拉萨温州商会，拉萨浙江商会，但就看不到拉萨四川商会。

“多数川人都喜欢单打独斗，几乎从没想过借助商会的力量让企业做得更大。”蓝剑饮品集团副总经理王斌对此也颇有感触：“蓝剑这么多年，最大的体会就是完全依靠个人单打，无论是渠道建设、人脉资源在省外都完全没有团体支持，只能处处依赖大后方自己的母公司 。”

劣根二 洼地意识

由于盆地限制，四川商人对外扩张非常不易，加之人口数量快速膨胀，导致了资源的相对紧缺，因此四川商人为了生存发展就不得不精打细算，斤斤计较，不愿意吃亏。这也是川商难以抱团的一个深刻原因。 作家王跃幽默的说道，“川商往往表现的一个比一个机智，他们往往把精明都挂在脸上。”

四川周边为环绕盆地的相连山脉，东边是巫山，南边是大娄山、大凉山，西边是邛崃山、岷山、北边是大巴山、米仓山。在地理上，四川盆地几乎是完全封闭的一个系统。历史上，人们常常用“洼地意识”、“盆地意识”来概括四川人一种普遍存在的世界观。由于四川盆地几乎完全封闭、加之物产相对中原地区丰饶，四川在经济上自成一体，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所谓“天府之国”，其实是“盆地即天下”。

一方面是地盘有限，另一方面又是人口的快速膨胀，从而导致了资源更为紧缺。人口的压力，加之四川盆地与外部资源的流通不足，长期与外部经济浪潮相隔绝，川商就只好在盆地内关起门来打拼，并为争夺有限的市场，不得不把生意做的很细致，从而形成了川商视野狭窄、精打细算、互相争夺的特征。俗语云：“川人在川是根草，川人出川便成宝。”便是这一生存困境的真实写照了。

“我对川商的定位就是具有四川特色的‘地主式商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蒋华东说，川人都爱以“万事不求人”为最高境界，缺乏现代大工业条件，小农意识、盆耕文化带来的小生产必然是缺乏大协作精神。

劣根三 行业内耗

“你看人家重庆的任随一家火锅店，招牌上都会打上‘重庆’两个字，而成都本土也有不少出名的火锅，却从来不愿整合品牌打出‘成都’两个字，结果重庆火锅这个区域品牌被打响，成都火锅整体落败。”成都资深品牌策划人刘学海说。他说，不仅如此，川菜老板们还有更为激烈的“内斗”，“武陵山珍”招牌的系列争议就是一个绝佳的明证。

1996年11月，成都文殊院傍偏僻小街西马道。

重庆黔江武陵山区酉阳人石胜利和朋友在这里开创了以菌类汤锅为主的火锅，并取名为“武陵山珍”。次年3月，他与合作者扩大规模开办了“武陵山珍火锅店”，并用合作者公司的名义注册了“武陵煨珍煲”商标，该店后来停业，商标被合作者带走。其后，该商标被一吴姓老板高价买走。

2003年前后，成都兴起一股山珍餐饮热，一时间成都大街小巷冒出了各种打着“武陵山珍”招牌的菌类火锅店，随着市场的日益红火，经营武陵山珍的几个老板没有想着联合做大，而是盘算着怎样独占市场，于是一场品牌内战开始了。

2003年11月，当时成都9家武陵山珍酒店先后都收到了吴老板发来的律师函，称其已从攀枝花某公司手中买下“武陵煨珍煲”的注册商标，成了“武陵山珍”这一品牌的唯一所有人，要求其他酒店禁止使用“武陵山珍”这一招牌。随后，吴老板还将当时规模最大的任记武陵山珍酒楼和山秀武陵山珍酒楼分别告上法庭，官司一打就是数年。后来全国各地的“武陵山珍”菌类汤锅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全国一度达到3000余家。

为争取行业做大做强，早在2004年，成都“武陵山珍”原创人石胜利就呼吁成都的武陵山珍老板们放下纷争，联盟做大这一品牌，并开展全国连锁，但响应者寥寥。

近年来，除了武陵山珍菌类汤锅外，还有“菜根香”系列酒楼等多种餐饮品牌陷入严重的内耗中，而川菜领域屡屡发生的类似“内斗”，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川商难以抱团的宿命。只是，这一宿命真的无法打破吗？

劣根四  移民遗症

究竟是什么因子导致四川人不容易抱团呢？

“四川人口来自五湖四海，他们的经营模式多与出生地，血统相关，在商业发展中他们往往不容易相信外人，因此就很不容易抱团”。《天下四川人》主编徐波说，由于深受移民文化的影响，四川人形成了“小地盘、小算盘、小圈子”的意识，因此导致其难以抱团。

史料记载，四川历史上有组织的大规模移民共有六次：第一次，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后“移来民万家实之”；第二次，东汉末年至西晋时期的北方民族入川及引僚人10余万家入川；第三次，南宋初年，在金兵南下攻宋中，大批陕甘居民入川；第四次，明初以湖广各省为主的移民入川；第五次，清初连续60多年的约170余万人的最大规模的移民人川，移民人口数是当时四川“本地”居民的近3倍多，并因此形成了“湖广填四川”的说法。也就是这一次大移民对当代四川的社会文化的构成造成了重要影响。

随后是四川的第六次大移民阶段，其过程为：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大量的工厂、学校和机关内迁到大后方，省外移民入川者有百万之多；新中国成立后，大量的南下干部来到四川工作生活；上世纪60年代，四川作为国家重点建设地区之一，在开发大西南、建设“大三线”的大潮中，先后从省外调入大批建设者，来自东北、华北、华中的一大批职工举家同工厂一起入川；改革开放后，大量外地经商、务工人群流动来到四川。

“如果说，湖广填四川后，移民们还能以血统力量，以宗族祠堂、会馆等形式进行交流，但到了近代，南下干部、大三线建设职工以及改革开放流动人口的影响，四川人原有的那种宗族小圈子意识也逐渐淡漠，因此也就更难抱团发展了”。王跃说，盆地生活又相对富足，川商们于是养成了小富即安的心态。做大做强，抱团发展的愿望在这样的前提下自然谈不上强烈了。

{@Page@}

川商之伤：缺乏领袖气质　

“卓氏之先，赵人也。秦破赵，迁至临邛。即铁山鼓铸，富至僮千人”，又称“程郑，山东迁虏，冶铸，富埒卓氏。”再称，“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礼抗万乘，名显天下。”

——这是历史最早的“中国富豪榜”。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为我们记述了三位生于巴蜀或创业于巴蜀的“川商领袖”。

数千年过去了。改革开放后的今天，被赞誉为中国民营首富的刘永好产生在四川，夏朝嘉的禾嘉集团更是中国股市上第一个上市的民营企业……今天的川商，曾经似乎摸高到了中国商界的主流，从而初具了领袖气质。但从目前的“收盘”状态看，作为一个整体，川商却远远不能在中国商界领袖群伦。

卢作孚川商的近代顶点

1952年2月8日，农历正月十三。

这天傍晚，卢作孚神情憔悴地回到家里，一进门，他就倚在门旁对夫人蒙淑仪说：

“你领着娃儿出去玩吧，我想安安静静地休息一下。”

夫人蒙淑仪晚上要参加居民段会议，没在意，带着孙儿离开了丈夫。

人去楼空，四周是死一样的黑暗。

……

这是《船王卢作孚》一书中描述中国实业界巨子、中国船王卢作孚生命中最后一个夜晚的场景。对此，卢作孚幼子卢国纶后来撰文回忆说，“1952年2月8日晚，我的父亲卢作孚在重庆民国路20号家中服用过量安眠药物，不幸遽离人世。”

卢作孚以他59岁的人生，走完了他的生命里程。一代川商领袖就这样消失在历史的背影中。

卢作孚生于1893年4月， 从小佳境贫寒，小学毕业即辍学，随后前往成都刻苦自学，博览群书，寻求救国途径。早年曾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23岁在成都《群报》当记者，26岁成为《川报》的总编。1925年，他以实现孙中山之“民生主义”为目标，弃文从商，从创办现代航运企业着手，依靠乡亲、朋友、地方士绅的支持，以8000元资本购买了一条仅70余吨的小客船，航行于重庆至合川的嘉陵江上，民生航运公司就从这条船开始运行。

当时，长江重庆至宜昌段全被外国轮船公司垄断，在外国轮船公司的强力排挤下，所有中国轮船公司几乎濒临破产。但民生公司却由于周到的服务和完善的管理，经过短短几年时间后，迅速发展壮大。1935年，卢作孚经营的民生公司就彻底统一了长江上游航运。

民生公司鼎盛时，拥有各种轮船120艘，尚不包括未交货的7艘轮船，驳船33艘，总吨位58000余吨，职工89000余人，航线遍及长江各大口岸、香港、澳门、台湾、日本及东南亚，成为当时我国内河航运最大的民营企业。1944年，卢作孚作为中国实业界代表，出席了在纽约召开的国际通商会议。

以四川当时在全国工商业的落后，他却跃身到中国第一民营交通巨子的地位，可见他的智慧和魄力了。

卢作孚还是一位爱国实业家。

在卢作孚的个人辉煌中，他还在抗日战争中几乎以自己民生公司一家之力，亲自指挥完成了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1938年夏，安庆失守，武汉告急。战区机关、学校、工厂纷纷撤退，争先恐后涌向宜昌。此时的宜昌如同一个大仓库，3万多待运人员、9万多吨待运器材。 民生公司经由宜昌抢运入川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医院等单位的人员，共约6.4万多人。而运送军用物资的轮船90%也都是来自民生公司。

短短40天后，宜昌便成为了一座空城。

声音：“以卢作孚民生公司为代表，作为振兴民族经济与抗衡帝国主义经济掠夺的民族爱国实业，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彰现出中国近现代史上川商的辉煌。卢作孚自身也是川商发展在近现代的一个写照，他是川商群体近现代光辉的一个顶点。卢作孚之后，就再没有川商领袖了。”——谭继和

“没有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商界领军人物出现，四川商界只能各自为阵，互不买账，当然谈不上在全国范围内领袖群伦了。”——王跃

川商落后的差距在拉大

2007年12月初，“第六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公布了去年度最具影响力的25位企业领袖，其中浙商就有6人，最遗憾的则是无一川商入选。这也是自2003年以来，连续第四年无一川商上榜。2003年，倪润峰和刘永行一道曾入围最具社会影响力领袖名单，而刘永好则入围活跃度和美誉度领先的领袖名单。

我们对2006、2007年的胡润富豪榜相关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了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川商群体无论是财富、还是其影响力，都大大落后于沿海地区。

2006年胡润富豪榜中，公司总部在浙江的为75家、广东为74家，上海为62家、北京为60家、江苏为53家、山东和香港各为18家、福建为17家、辽宁为15家，而四川仅有14家（见图），这只相当于浙江的18.7%，广东的18.9%，上海的22.5%。而在2007胡润所列前100名富豪榜中，公司总部在四川的仅有5家，仅相当于广东省的18.5%。

在企业家出生地的统计中，2006年胡润富豪榜中，浙江籍106人、江苏籍60人、广东籍58人，山东和福建两地均为26人、上海籍24人、北京籍19人、辽宁籍17人，而四川籍仅有16人，这只相当于浙江的15%，广东的27.5%。在2007胡润（1—100名）富豪榜中，广东为24人，浙江为14人江苏为10人，而四川仅有6人。

“没有在全国都叫的响的商业集团，没有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肯定就不会产生大商人，更何谈影响力？”——王跃

精神缺失导致影响减弱

那么，“如今为何缺少川商领袖及为何川商不能领袖群伦”

“商业领袖的诞生不单只依靠资产规模，还要有足够的文化修养、具有个人魅力，有历史使命感，并还要有献身精神。由于巴蜀文化相对于中原文化而言，一直处于支流地位，虽然儒、释、道文化在四川相融共处，但由于文化太多元，老百姓就习惯看热闹去了，反而显得不厚重。这也是川商不具备领袖群伦素质的原因。”作家王跃认为，"之所以现在没有出现川商领袖，是因为今天还没有出现具有川商文化传统的合适人选出现。川商影响力不大，不能领袖群伦，除了经济要素外，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关键还在于没有形成具有川商文化传统的团队，缺乏川商集体意识，也缺乏群体文化性格所至。”

    “另外，就是因为古代川商诞生于内陆盆地，因此冲出盆地、冲出内陆，走向蓝色海洋，就一直是川商的心愿。所以秦汉年间，川商就开拓了南方丝绸之路，特别具有开拓性，进取性，创新性。”

“上个世纪初，四川的卢作孚为什么能成为川商领袖，他的民生公司为什么能做大？这很值得我们反思。”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认为，这就在于卢作孚身上继承了古代川商的文化传统，代表着一种进取、抗争、不屈服于压力的古川商精神。他开办企业之初，就不单单想着为自己赚钱，而是为民众提高生存质量，把国家大义、民生大义放在第一位。他见利不忘义，把义放在第一位，把利防在第二位，但利义又能完美结合。所以，他才能在军阀林立，动乱的环境中发展成爱国实业家。

川人的根本特点就是刚柔相济、阴阳调和、天地人三才合一。因此，古代的川商都要写一副对联“天地人生财，阴阳和协调”。因此，关心时事、重视政治、重视民生福祉、重视利禄、关心老百姓生活也就成了古代川商的传统。

{@Page@}

川商之憾：资本创新能力差

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现了专为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钱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由此诞生。

1992年，成都自发形成的“红庙子”民间股票交易市场也曾名噪一时，一度是全国最大的民间股权交易市场。

但如今，四川A股上市公司只占到全国总量的4.4%，大大落后于沿海地区。而专门为民营中小企业敞开方便大门的中小板市场，四川只有2家企业上市，只相当于中小板总量的1%！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一直在资本领域富于创新精神的四川商人落后了呢？

红庙子的悲欢沉浮

红庙子与东方华尔街擦肩而过。

1792年，美国纽约。在华尔街68号门口一棵美国梧桐树下，21个经纪商和3家经纪公司签订了一个协定：“我们，在此签字者——作为股票买卖的经纪人庄严宣誓，并向彼此承诺：从今天起，我们将以不低于0.25%的佣金费率为任何客户买卖任何股票，同时在任何交易的磋商中我们将给予会员以彼此的优先权。”——这就是现在众所周知的“梧桐树协议”。虽然，纽约股票交易所在这之后25年才得以正式成立，但就是这一看似毫不起眼的事件发生之日，却一向被后人认为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诞生之日。

1992年，中国成都。从红星路三段拐入桂王桥东街，便可进入一条宽三四米，长约五六百米，毫不起眼的街道——红庙子。街道两旁狭窄的人行道上放了一把竹躺椅，一杯清茶，摆一块简易的白底木板，然后写着收购股票的名称、价格，人往椅子上一躺，便是股票交易场所了。而街道上黑压压的人群正像买卖白菜那样交易着股票。对于那些参与红庙子股票交易的老股民来说，那火爆的、激动人心的一幕幕，直到现在仍历历在目：每日天刚刚放亮，股民就早早来到红庙子抢占有利地形。高峰时，从冻青树到原玉带立交桥路口全是人，红庙子街的交通几乎瘫痪。在街这头买了票，等你走到街的另一头去卖，往往便能卖出两倍的价钱，比现在一个“涨停板”还厉害。

由此，成都红庙子诞生了一个区域性的、自发的、自由的、异常火爆的——中国首个买卖内部股的场外交易市场。

历史可以惊人的相似，但最终的命运却迥然不同。在《伟大的博弈——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崛起》一书中，我们虽然可以看到两百年前的华尔街股票自发交易场景与1992年红庙子股票交易的场景是何其的相似与雷同。但成都红庙子最终却没有成为东方华尔街从而奠定其金融中心的地位，反而昙花一现般衰落了。1993年下半年，在政府的干预和相关管理层的调控下，成都红庙子市场渐渐关闭。

成都红庙子对于中国资本市场来说，早已幻化成一道特别的光影，是一幅永远抹不去的情景记忆。

上市公司数量落后

四川的上市公司整体表现不佳是影响川商称雄资本市场一个重要原因。

“最开始四川上市公司数量在全国范围内还是领先的，但最近几年却有所落后。”长期致力于中小企业融资研究的四川工商联副会长谢光大如是说道。

西南证券分析师代磊认为，“从先发到落后，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家股份制试点到现在，四川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表现基本上是在走下坡路。

代磊介绍，在我国股份制改革的初期，四川在资本市场上是走在全国前列的。90年代中期以前，四川在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的数量也仅次于上海、深圳，位居全国第三。“可以看出，在证券市场上四川起步早、规模大，曾经流通的企业数量众多，所以说四川企业在证券市场上有先发优势。”

“但是，辉煌已经成为过去。在证券市场发展了近20年后的今天，四川企业在证券市场的表现已经大不如前。”代磊不无遗憾的说道。

截至2007年12月19日，四川A股上市公司只有66家，在全部1488家A股上市公司中仅占4.4%，其中3家绩差公司暂停交易，实际上市交易公司只有63家，这一数量远远落后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其中浙江省有上市公司116家、广东省111家、江苏省114家、山东省93家。四川上市公司的数量与四川上万亿的GDP水平相比显然是不相适应的。

“更让人惊讶的是，在2002年四川就已经有65家上市公司，也就是说，由于部分绩差公司的退市，四川在交易的上市公司比5年前反而减少了2家！”代磊对此颇感遗憾。

另外，四川在境外上市的企业也寥寥无几。代磊介绍，在香港市场，四川上市公司只有6家，仅仅占到了内地上市公司到港上市总数431家的百分之一点几！

川股整体表现平庸

除了上市公司数量远远比不上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外，四川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还表现得比较平庸。

代磊具体分析说，川企在A股市场63家公司中股价上了30元的绩优公司只有10家，其中的五粮液（000858）、东方锅炉（600786）、东方电气（600875）、泸州老窖（000568）、宏达股份（600331）、博瑞传播（600880），都是主业突出，发展势头强劲的优质企业，不仅被机构投资者青睐，也为广大中小投资者追捧。

“不过我们要看到，东方锅炉和东方电气其实是央企；而五粮液子品牌过多，品牌价值反而被稀释，净利润和总市值都明显落后于竞争对手贵州茅台（600519）。”

代磊接着分析说，和10家绩优公司对应的，川企还有10家带ST帽子的绩差公司，其中三家公司已暂停上市，ST公司占全部川股的比例达到15%，高过ST公司占全部A股比例近5成。

“在A股市场上，提起川股就会想起重组，所以川股有个令人脸红和不好意思的别称叫‘重组板块’。企业重组，就像一个人工作没有做好、做错了，被责令重做，但是屡改屡错，屡错屡改，川股除了少数公司成为了绩优公司，大部分公司依然处于亏损或微利状态。”代磊说到此处颇感无奈。

“由于历史原因，多数川企上市后业绩都很平淡，所以川股上市以来就大范围的，反复地进行各类形式的资产重组，川股重组的比例高达80%！一些公司一二再重组后还是退市了，比如著名的托普软件和银山化工。而川股重组的次数，也居于全国前列，次数最多的川投能源（600674）重组近20次。另外，国兴地产（000838）、S前锋（600733）、ST浪莎（600137）等上市公司连壳资源都外卖给异地企业了；成都建投（600109）实际控股股东也是湖南涌金系，也只能算半只川股了。”

民企上市面临断奶

据了解，目前我省上市公司中有30家民营控股公司。在中小板市场推出后三年多时间，我省只有海特高新、高金食品、成飞集成三家企业上市，仅相当于浙江省的1/14，可见两者之间的差距之大。

截至2007年12月20，登陆中小板市场的上市企业已达到200家，但四川企业在中小板上市的只有3家，占中小板上市公司总数的1.5%，而民企只有2家，只相当于中小板总数的1%。

但与此相对照的是，登陆中小板的企业，浙江有43家，广东有42家、江苏有25家、山东有13家、上海有9家、安徽和北京各8家、福建7家、河南6家、湖南和云南各5家、四川和贵州、河北、新疆一道各3家。川企在中小板上市的企业比浙江足足少了40家，比广东少了39家，比江苏少了22家，比山东少了13家。

据了解，根据浙江当地的规划，其将在今后三年内力促浙江当地100家企业登陆中小板。另外，浙江已通过股份制改造的企业尚有900多家，上市后备资源非常丰富，这些都将成为浙江资本市场进一步发展的强有力支撑，资本市场上“浙江板块”俨然成形。

由此，可见四川商人在资本市场上的整体实力还多么弱小。

市场体系很不完善

“川企近年来在资本市场表现乏力，与企业规模不大，产业不具竞争优势相关。”谢光大分析说。

而代磊也认为，在证券资本市场的背后实际上必须以生产经营和实质性的经济活动为后盾。实业没有做好，资本表现肯定就不好。

“四川资源比较丰富，在这方面与浙江等沿海区域相比还是非常具有优势的，但为什么我们还是落后沿海很多呢？这就是因为我们的市场体系还远远落后沿海的缘故。”长期研究资本市场体系建设的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李由分析说，“交子”之所以最早诞生于成都，那是因为北宋时期四川地区的经济非常发达的缘故。只有经济发达后，才能促进市场体系的发达，市场体系发达后又能更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达。

在四川特别是成都，大家的投资意识还是走在全国前面，但由于我们的市场体系远远落后于沿海，虽然成都的商品市场还比较发达，但由于生产要素中包括劳动力、土地、技术等要素的交易都不完善，规模也特别小。而生产要素中最稀缺的资源——资金市场，特别是地方性资本市场更是大大落后于沿海等地，这些都导致了川企资本意识和资本运作能力的不强。

{@Page@}

希望篇（一）    

产业转移 川商迎来最佳发展期

当下，一股看不见的产业大潮，正一路西进，从东部沿海涌入共和国腹地的中西部地区。

这是一股产业转移大潮，也是一股资金、技术、人才、管理汇聚之潮，更是一股不可逆转的中西部经济崛起之潮。

正是在这一轮经济浪潮中，川商将迎来经济发展的最佳机遇。

路线：产业转移涌向中西部

纵观全球经济，世界经济发展是一幅产业转移的“路线图”。

在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英国有了纺纱机、蒸汽机等一系列重大技术发明，随着英国大机器生产方式的传播，当时的法国、德国乃至远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也相继掀起了产业革命高潮。到1860年前后，英国工业发展达到高峰期，国内外贸易迅速扩大，成为当时的“世界工厂”。20世纪，美国相继出现了以石油化工、电力和汽车业为主的产业革命，包括福特汽车、电冰箱、空调等民用产品的面世，美国经济一片繁荣。

20世纪60年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增加，美国逐渐实现了产业结构调整，把钢铁、纺织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及高耗能重化工业转移到当时的日本、加拿大、德国等国家，自身则重点发展计算机、医药、通讯等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性产业。日本、德国等国家有效地承接美国的产业转移，并迅速从二战伤痛中恢复经济实力，60年代末就成功实现了重化工业化，日本在70、80年代就实现了经济繁荣。

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期至80年代，日本、德国等国也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把国内产业定位于电子集成电路、机械制造、精细加工、家电、汽车等低耗能、低耗材等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把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区，该地区一度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成为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经济火车头，引起世界瞩目，因此被称为“亚洲四小龙”。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全球掀起了战后第三次产业结构调整的高潮， 中国的改革开放由于正逢其时，沿海东部地区首先成为世界产业转移的又一前哨地。劳动密集型产业、一般技术型产业开始落地东部沿海，该区域经济迅速得以发展，并借产业转移东风，加快了工业化步伐。

“你现在去东部沿海看看，不少服装厂、鞋厂都招不到工人了，因为这些工人在老家也可以挣到那么的钱，现在服装业在沿海地区已经干不下去了，一片一片的厂房都空起来，我已经准备回四川老家发展了。”广州欣颖服装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牧笛无奈的说。

2006年度四川、沿海地区各行业平均工资对比（据四川、广东、浙江统计数据）

                              四川省     东莞市       浙江

电力、燃料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21754        30297        62808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1163         25789        31262      

批发和零售业                15858         22855        26659

金融业                      1503          41792        58146

房地产业                    16993         19866         29256

如上表显示，沿海地区的人力资源价格要大大超过四川地区人力资源价格。

如今，率先发展起来的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在经过前期高速发展后，直接带来土地、水、电等能源及生产要素短缺，并导致企业商务成本不断提高，随之而来的也是劳动力资源成本的大幅增加。无奈之下，东部沿海地区也开始了一轮规模宏大的产业转移，而这股产业转移的浪潮正在指向中西部地区梯级推进。

   这一幅世界产业转移“路线图”清晰可见，四川企业、四川商人正面临历史发展最佳时期。

榜样：卡美多的引领作用

成都卡美多鞋业的超常规快速发展正是这一轮产业转移商机的生动写照。

“说什么都是虚的，我还是说我们的税收，我们2006年才170万元，而2007年我们的税收就达到了300多万元，最近三四年，我们每年都是以30—40%的速度递增。”

对这一轮产业转移所带来的商机，成都卡美多鞋业公司董事长助理刘鹰颇为感慨：产业转移不能单单理解成是东部沿海的工厂转移过来了，更重要的是国际采购商原来的东部沿海订单转移到我们西部来了，对于我们本地企业来说，就是相对获得了更多的代工订单机会。

刘鹰介绍说，成都卡美多成立于1995年，在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2003年美国最大的高档皮鞋销售商派诺蒙公司，经过对卡美多公司详细的了解和实地考察后，决定改变在中国的采购方式，将在国内的女鞋订单全部交给卡美多。

为保证质量，国际销售商对卡美多的生产进行了全流程跟踪，在辅料进厂、加工制造等环节上，国际销售商都为卡美多进行了全程指导，在这一过程中卡美多学到了国外的先进管理。刘鹰表示，如果没有这一轮产业转移大潮，国际采购商就不会把他们的订单转移到成本较低的中西部地区制鞋厂，作为相对落后地区的制鞋厂也很难得到同行业的国际先进管理经验。

据了解，在国际订单急国际先进管理经验的支持下，成都卡美多得到了超常规速度的发展，出口从2005年的50万双到今年的200万双左右，市场范围也扩大到美国、德国、意大利、法国、日本等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两年来，卡美多产品的出口量每年都以30％~50％的速度增长。

在此之后，成都卡美多的故事，在成都制鞋企业界反复上演。

现在美国派诺蒙在成都采购的鞋厂已经扩大到7家，在其全球采购订单中已占有一定比例。国际上许多名牌皮鞋如皮尔·卡丹、百丽、康奈、红蜻蜓等均在四川贴牌生产。成都鞋企也从最初的几百家壮大到现在的1700家，而与之配套的鞋材企业更是多达3000余家。鞋业资讯、成品鞋、鞋材、鞋机、五金及化工等相关行业，以及皮革鞋业专业市场都得到巨大发展。

“这次产业转移也是双向的”，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王小琪说，在承接东部沿海、海外产业转移这一浪潮中，我们肯定会得到长足的发展。除此之外，我们的优势产业还可以转移出去，比如我们的水电产业、重大装备业等都可以走出去，这也是产业转移的一种机会。

商机：产业转移成渝优势凸显

承接产业转移四川有先天优势，这也为四川商人大发展提供了契机。“我们的自然资源是比较丰富的，在这方面沿海地区没法和我们比”。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博士李由说。

的确，四川作为西部地区的龙头，目前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自然资源富集，科教实力较强，劳动力资源丰富，市场潜力较大，这些都是承接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重要优势。

五百梯、罗家寨、普光、龙岗……这几年，四川的大型气田与日俱增。四川盆地探明的大气田由1999年末的5个增长到现在的10余个，储量更是成倍增长。特别是普光气田，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大整装海相大气田。据了解，该气田2008年预计探明储量将达到5000亿立方米至5500亿立方米，年产能将达到120亿立方米净化气。

2007年11月7日，溪洛渡峡谷里，无数巨石、钢筋混凝土四面体和钢筋石笼被不断抛入奔腾不息的金沙江中。当晚，世界第三大水电站溪洛渡水电站实现完全合龙。四川又向“水电王国”迈出了一步。此外，锦屏、龙滩、紫坪铺、瀑布沟、向家坝等一批巨型水利工程也相继开工。

据了解，四川省水力资源蕴藏量10万千瓦以上河流有781条，全省技术可开发装机容量1.2亿千瓦，经济可开发装机容量1.03亿千瓦，约占全国总量的四分之一。按规划，到2010年底四川省水电装机容量达到3000万千瓦左右，其中川电外送能力600万千瓦；到2020年底全省水电装机容量达7530万千瓦左右，其中川电外送能力达到3330万千瓦左右。

另外，四川省矿产资源不但丰富而且种类齐全，能源、黑色、有色、稀有、贵金属、化工、建材等矿产均有分布。已发现各种金属、非金属矿产130余种，占全国总数的70%；其中有32种矿产保有储量居全国前5位，其中钛矿、钒矿、硫铁矿等7种矿产居全国第一位。钒、钛具有世界意义，钛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82%，钒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1/3；天然气、锂矿、芒硝等11种矿产居全国第二位；铂族金属、铁矿等5种居全国第三位；炼镁用白云岩、轻稀土矿等8种矿产居全国第四位；磷矿居全国第五位。

川渝地区自然资源丰富，水、电、天然气、矿产、森林资源均居全国前列，将是中国未来的能源基地之一。这无疑为四川在此轮产业转移升级过程中提供充足的能源保障，为其经济腾飞提供一个强大、稳定、可靠的“引擎”。

随着成都、重庆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无疑将为之大大加快，由于该地区常住人口总量达到8000多万人，所以大量的农村人口将涌进城市，由于优势明显，四川跨梯度承接产业转移已经取得初步成效。据省商务厅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省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26.75亿美元，同比增长68.4%。其中加工贸易出口14.1亿美元，同比增长56.5%，占比较去年同期提高4个百分点达到23.3%。今年1－9月，全省电子产品加工出口增长120%，占比达到65.9%；重大装备类产品加工出口同比增长26.7%，占比达到19.1%；鞋类产品加工贸易出口同比增长109.6%。电子产品、重大装备、鞋类产品加工贸易的高速增长，有力地带动了我省相应产业的快速发展，提升了我省优势产业的竞争力。

挑战：品牌升级消解代工困境

当然，承接东部沿海、海外地区的产业转移，我们肯定得付出一定的代价，诸如土地，一定程度的污染，当然这就是一个权衡利弊的问题。王小琪说，在这一轮产业转移中，我们还应该根据我们自己的规划，承接那些污染少，技术含量高的企业。

承接转移不能是简单的承接，而应该是在承接的基础上实现跨越式发展。成都卡美多鞋业董事长助理刘鹰介绍说，作为企业而言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就是承接产业转移，给别人做代工虽然也能赚到一些钱，并学习到一定的国际管理经验，但如果企业在做代工这一过程中，没有自己品牌延伸的能力，那将是十分危险的事情。我们一开始就是两条腿走路，一条是做待工，做好别人的贴牌生产；一是努力打造自己的品牌。

在产业转移过程中，代工企业都会遭遇中国台湾宏基电脑创办人施振荣先生当年的苦恼，就是自己作为代工企业时生产的产品，大部分的利润却被贴牌商拿走。

在这一尴尬现实中，施振荣先生首创“微笑曲线”理论：在抛物线的左侧（价值链上游），随着显示器、内存、CPU以及配套软件等新技术研发的投入，产品附加价值逐渐上升；在抛物线的右侧（价值链下游），随着品牌运作、销售渠道的建立附加价值逐渐上升；而作为劳动密集型的中间制造、装配环节不但技术含量低、利润空间小，而且市场竞争激烈，容易被成本更低的同行所替代，因此成为整个价值链条中最不赚钱的部分。

后来，“微笑曲线”理论被广泛用来阐释在各行业中都存在的通过品牌、行销渠道、运筹能力提升工艺、制造、规模的附加价值。

2007年12月20日，四川省商务厅厅长谢开华在2007年外商投资企业暨国（外）驻川机构联谊会上透露说，为加快四川经济的发展，充分利用四川优势和今后承接产业转移，特别是产业跨梯度转移，将成为全省工作的重点。目前，四川省已确定产业承接重点为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特色资源开发与加工。

除此之外，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川商要想面对国际竞争，最主要的还要面对两个方面的挑战，一个是“绿色壁垒”，一个是“知识产权壁垒”，这是川商走出国门的第一步，唯有在“自主知识产权”、“自我品牌”上下大功夫，才能在10年或15年之后，高耗能及低技术性产业向东南亚、南亚国家产业转移时，川商才能立与不败之地。

{@Page@}

希望篇（二）

成都试验 川商的历史契机

在成都零售业界毫无警觉的情况下，以饲料业而闻名的民营巨头华西希望集团老总陈育新，悄然向川内众多二三级城市零售市场挺进。

2007年12月18日，营业面积7000余平方米的美好家园温江购物中心隆重开业，这是温江区目前规模最大的综合购物商城，同时也是陈育新旗下开设的第8家零售超市。短短一年内，美好家园在新津、蒲江、中江、邻水、华蓥、射洪等二三级市场迅速攻城掠地。

为什么华西希望进军零售业市场选择二三级市场作为突破口？

华西希望集团副总裁傅文阁博士解释说，成渝经济区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一方热土。在西部大开发、成渝经济区建设、成都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大背景下，四川乃至成渝经济区无疑将全方位提升经济结构，极大促进区域内的城市化进程。

随着县域经济水平的提高以及成都中心城区消费能力的相对饱和，不少产品都在寻求对二三级市场的开拓，因此在二三级市场开超市形态的零售业态已具备市场条件，这给美好家园的发展无疑提供了巨大商机。傅文阁说，我们将会以四川，尤其是成都周边城市带为根据地，以“商业+地产”的形式，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壮大我们的零售板块。

傅文阁博士这一番解释，终于让人洞窥到陈育新之所以能在饲料主业之外，大胆进军零售领域正是得益于成渝经济区建设、成都城乡统筹发展所带来的商机。而在建设成渝经济区、成都试验区这一历史进程中还将孕育出无数商机供四川商人来分享。

机遇一 现代农业焕发新生机

事实上，很多先知先觉的人已经开始行动了。

“现在历史赐给我们这个机会，如果还都不去做点实业，那就简直是对不起这个时代了！”国内大名赫赫的商标战略投资者，曾成功抢注包括“藏羚羊”在内10余个青藏系商标的张廷元，现在已摇身变为成都跑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去年，他在都江堰虹口的养殖基地已经放养了一万只藏鸡和本地土鸡的杂交品种，再过几个月就可以上市了。他说，“我感觉成都试验区蕴藏的商机简直是太多、太大了，因为城乡统筹的核心就是城乡一体化，而农业现代化又是一个重点，随着成都都市人口的迅速增加及生活质量的提高，我就决心用我自己注册的商标去做一个都市农业产业化项目。”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王小琪说，成都试验区的设立，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城乡一体化，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都将会有大的提高，这将为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带来发展机会。对企业来说，涉农投资的领域将更广阔。

据了解，为支持成都试验区现代农业的发展，成都还将组建农村商业银行。推动建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及小额信贷组织；建立农业保险体系和农业灾害转移分摊机制。设立统筹城乡产业投资基金，为现代农业发展和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筹集资金。

机遇二  数千亿建设项目大蛋糕

成都试验区建设所带来的最直接商机就是数千亿元的建设项目这一大蛋糕。这将直接带动以建筑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的快速发展，包括建筑施工、水泥建材、钢铁贸易、工程机械、电气设备、能源电力、公用设施制造、房地产、交通物流等行业的从业者将成为最直接受益者。

12月17日，在成都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成都市市长葛红林作了关于推进城乡统筹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的专题报告，第一次完整地公布了成都试验区建设的总体设想。其中将有数千亿元的建设项目将陆续上马动工。

据方案披露，将预计投资285亿打通成都二、三圈层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成德、成灌快速路和川陕干道、货运大道等9条快速通道建设。其中，最受关注的成郫灌线、成龙线、成温大线三条轨道交通2008年底就将开工建设；预计投资192亿元，实施成都的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开工建设沙河堡综合客运枢纽、新航站楼综合客运枢纽和国际集装箱物流园区。

另外在完善城市功能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预计投资1911亿元。其中包括实施新区开发、旧城改造、城乡污水垃圾处理、智能交通系统、生态环境治理、能源基础设施等71个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推动城乡社会事业均衡发展方面，还预计投资170亿元，启动实施成都市技师学院及远郊县 （市）9个技工学校建设、县级医疗中心整合建设、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成都科技应用创新服务平台建设等34个公共服务建设项目。

此外，在实施城乡一体方面，大良农村社区的水、电、气、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都将投入大笔资金。

机遇三  全域成都服务业潜力大

成都试验区提出要用“全域成都”的理念实施城乡统筹，将1.24万平方公里的成都作为一个整体，推动现代化都市区建设，拉近成都一、二、三圈层的距离，更有利于提升成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水平。

王小琪认为，“全域成都”的提出将成都的城乡一体化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更新的水平和高度上，反映出成都在试验区改革的思路上，将近郊远郊结合得更为紧密，随着成都城市规模的扩大，及农村城镇化的加快将为第三产业带来巨大的商机。

众所周知，成都是国务院确定的中国西南地区商贸、金融、科技中心和交通、通信枢纽，近年来成都也一直致力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是全国首批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当前，成都市人均GDP突破已突破3000美元大关，正处在国际公认的服务业发展黄金期，随着国内外服务业转移加快和成都市建设试验区工作的推进，成都试验区服务业发展正迎来难得的历史机遇。

统计资料显示，2000年以来，成都市服务业保持了年均11%的增长速度。2006年该市服务业增加值为1343.7亿元，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达48.9%，对该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0.5%，拉动经济增长5.6个百分点；服务业从业人数254.7万人，占就业总人数的39.8%，分别比一、二产业高出10.3和9.1个百分点。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2007年11月16日至17日，“2007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论坛”在成都市举行，论坛就把成都打造为总部经济，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展开了多层面的探讨。会议透露，成都市在服务业发展中将以新城建设为依托，建成北部商贸城、南部科技商务城、东部工业商务城、西部健康休闲城等四个服务业特色新城，并将金融业、信息服务业、旅游业、商贸流通业、文化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物流业、教育培训业、医疗服务业、体育产业、涉农服务业做为发展的重点。

王小琪认为，虽然城乡二元的统筹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成都试验区的建设的确为第三产业带来了机会，城乡一体化后涌现的大量进城农民也为服务业提高了大量的人力资源。

成都试验区建设的后期，以服务业和房地产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将会面临巨大的机会。特别是随着城乡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在农民收入增加后，整个成都试验区的消费结构将快速升级换代，相关服务行业将面临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受益的行业除了地产行业外，还包括零售、医药、家电、汽车、教育、美容、娱乐、奢侈品消费等多种行业，这些行业的投资者或从业者都将迎来发展的黄金期。

机遇四  产业发展面临新契机

成都试验区的建设还将为产业发展带来新契机。

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戴宾说，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成都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必然涉及的一个重点领域。

据12月17日公布的试验区建设初步方案表露，要明晰集体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保障收益权，促进传统林业向现代林业转变。这无疑为林业产业的深入发展提供的机会。另外，方案还表明，要发展壮大各类政府性投资公司，支持其通过发行市政收入债券进行融资，推动政府性项目中部分投资回收周期较长、具有一定现金流的资产整体打包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鼓励发展金融控股公司，开展金融企业综合经营试点。积极在成都市商业银行的基础上组建成都发展银行。这无疑又为金融银行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

2007年9月，在“世界华文传媒聚焦成都”大会上，成都试验区就向全世界抛出了242个项目以供各届投资者投资，这些产业的发展都将为商界提供发展机会。据介绍，项目中关于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为电子信息、生物制药、航空航天、核技术等重点领域，总投资218亿元。

王小琪认为，四川在核产业方面具有优势，民用核产业的发展将带来巨大商业潜力。此外，还包括现代制造业中加强化工、机械、食品、冶金建材、轻纺产业，总投资497亿元；现代农业包括畜禽、蔬菜、水果、茶叶、中药材、木竹、食用菌、蚕桑等产业，总投资69亿元。另外还包括基础设施现代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领域的产业。

机遇五 成渝崛起带动区域发展

在珠三角、长三角及京津冀环渤海三大经济区引领中国经济20多年后，成渝经济区的打造无疑将使其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四极。

2007年4月2日，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蒋巨峰和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王鸿举在成都共同签署了《关于推进川渝合作共建成渝经济区的协议》，首次确定了“成渝经济区”的地理范围，确定建立统一的工作和协调机制，并就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市场体系、产业协作、共建生态屏障等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

据了解，成渝经济区面积约15.5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8000多万，分别占川渝两省市25%的幅员面积、65%的人口，积聚了两省市经济总量的六成多。据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和重庆市社会科学院联合调查表明，成渝经济区经济密度是西部平均经济密度的14倍，这里，每万平方公里有1.73座城市，比全国平均水平多1.03座，是西部最发达区域。

长期从事成渝经济研究的著名经济学家、四川省社科院学术顾问林凌说，在西部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地方，这是西部最有希望发展的区域。据估测，到2020年，成渝经济区GDP总量将有望达到4.8万亿元，可占到全国GDP的8%，将仅次于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京津冀环渤海地区，成为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的板块。

成渝经济区的建设将带动一大批二三级城市的发展，成渝城市群将因此而快速发育形成，这无疑将大大促进沿线县域经济的发展壮大，也为川商们在二三级市场的做大做强提供现实机会。

根据成渝经济区建设的规划，川渝两地将以重庆、成都两个特大城市为龙头，以绵阳等14个沿高速公路、快速铁路、黄金水道的市和重庆1小时经济圈的23个区县进入“成渝经济区”，范围涉及到两地的37个区市县。具体包括四川的成都、德阳、绵阳、资阳、眉山、乐山、宜宾、泸州、自贡、内江、遂宁、南充、达州、广安，以及重庆的潼南、合川、铜梁、大足、荣昌、永川、江津、綦江、万盛、南川、璧山、涪陵、长寿、双桥以及重庆主城9个区。另外，还确定了老成渝高速公路经济带、黄金水道经济带和川东北经济带三条区域经济发展轴心。（见成渝城市群图）

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后强说，我们可以用椭圆平面图来形象地描述这个区域的空间分布特征，成都和重庆为椭圆的焦点，德阳、绵阳、南充等二级城市和其他区县为椭圆里的普通点。“根据椭圆的等效定律，成都和重庆这两个焦点将作为一个整体，对椭圆区域的其他点产生同等的影响效力。

机遇六 区域合作蕴藏新金矿

“相对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环勃海三大经济区来说，成渝经济区的确是它们的西部，但相对于东南亚、南亚经济区域而言，我们又是他们的东部了，这是我们成渝经济区对外经贸交流合作的一大机会。”王小琪兴奋地说道，成渝经济区发展到一定规模后，还应拓展和环北部湾经济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区域合作，这样将非常有利于川商在东南亚市场的开拓发展。

环北部湾经济区主要包括北海、钦州、防城港、南宁、玉林、祟左等6市，近年来该区域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正在加快。由于西南出海大通道已于2005年12月全线建成通车，成都到环北部湾经济区的广西北海全程只有1700余公里，全程时间不超过24小时。因此成渝经济区与环北海经济区的交流将十分方便，将有利于大宗物资的海运出口。

成渝经济区通过和环北部湾经济区的合作还可以便捷进入大湄公河次区域。 “四川与东盟的距离很近，两地可经云南和湄公河直接往来。”12月12日，在成都举行的“中国西部与泰国经贸合作之路”上，专程前来的泰国法政大学经济系讲师胡慧文如是说道。

“我们从地理及今后将要修建的亚欧快速交通线来看，成都完全可以说是东西方物流的中心，通达东南亚也就更方便了。”成都市物流协会秘书长刘建雄认为，全长1850公里的 “昆明—曼谷”高速公路将在2008年初完工，这将成为成渝经济区通向东南亚国家最便捷的陆上通道。

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还是东亚区域经济整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渝经济区还可以通过这一区域合作加强与东亚的经贸联系。此外，成渝经济区还可以合作辐射到“青藏经济圈”，川商在青藏沿线以及更远的南亚市场都将有潜力巨大的商业机会。

历史上，成都至格尔木，到拉萨，再到亚东，就是一条千年的“唐蕃古道”，是一条延伸至南亚的“大陆桥“。它连接着一个区域面积达43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3亿的南亚新兴市场。特别是青藏铁路开通后，四川与印度、巴基斯坦的经济合作已大大加强。据四川省商务厅公布的2007年1—11月出口商品统计资料显示，对印度的出口已达到52153万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0.9%，对巴基斯坦南亚的出口为15019万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6.4%。

“四川长久以来一直作为拉萨门户，在人员和经贸往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成都，有实力成为南亚在中国市场的运营中心和营销基地。”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宋志辉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分析认为，从长远看，亚东成为中印通商口岸只是个时间问题，成都到南亚最近的大陆桥的打通也也只是个时间问题。

可以预见，成渝经济区与东南亚、南亚地区的商贸联系也将会越来越紧密，东南亚和南亚市场也将会成为川商们的下一块金矿。

{@Page@}

觉醒的力量  走出夔门天地宽

长江滚滚，惊涛裂岸。

笔立千仞的夔门，在时起时散的云雾中露出雄伟的身姿，东去的江水在此跌宕起伏，千折百回……陡直的崖壁刻画着无数心怀壮志出行者的豪情！

夔门——命运之神为四川人设置的一道门槛。

对川人而言，夔门是混合着苦乐与梦想的象征之门，是实现飞升一跃的龙门，难以胜数的川人正是从这里壮怀激烈的冲出盆地。

“三峡束长江，欲令江流改。谁知破夔门，东流成大海”。正如陈毅元帅所言，川人出夔门便是一条龙。

千百年来，冲出盆地，冲出陆地，拥抱蓝色海洋，就是一直是四川子民的渴望。千百年来，也正是“川人出川便成龙”的隐喻不断激励着一代代出川创业的人们。

这是川商在扬弃四川盆地特有的“洼地意识”之后，涅磐而生的一股觉醒力量。与产业转移大潮、成渝经济区、成都试验区所带来的历史发展机遇相比，这股川商觉醒的力量将更足以把“川商”推向中国商业乃至世界商业舞台的镁光灯下。

走出夔门，觉醒后的川商将迎来伟大的复兴。

走出夔门海阔天宽

对于很多在陕西打拼的川商来说，1993年前后是他们命运大转折的一年。

这一年，四川泸州的徐束萍在西安北门外启动了她的“新大陆”创业计划，涉足西安房地产业，而14年后的今天，她在西安先后投资20亿元人民币，开发建设了“雅荷”系列地产，已建成总建筑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由于其在业内巨大的影响力，先后担任全国房地产商会联盟副主席、陕西省工商业联合会女企业家商会会长、省工商联房地产商会会长。2005年4月，陕西省工商联川渝商会成立，徐束萍被推选为名誉会长。

和徐束萍一样，1993年，一个叫张宗江的四川人揣着借来的3000元到西安艰难创业，而如今他旗下川菜馆在西安和全国各地拥有40余家分号；1995年，四川开江县人熊绍祥在安康注册成立长兴房地产公司，数年后，长兴集团已成为涉及房产、酒店、建材等行业的庞大企业舰队……川商入陕淘金成功的故事举不胜举。

南宁市成都商会会长韩一和在出川创业后，同样取得了自己的人生辉煌。1983年，他毕业于成都科技大学水工结构专业以后，在四川某设计院从事设计和管理工作，曾任副科长。5年后，他放弃令人艳羡的工作毅然下海，来到海南，先后任职预算员、计财部计划经理、工程部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和法定代表人。1995年，天生不安分的韩一和杀到广西，投身房地产业，创建广西南宁帝元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在广西的首个项目即实现利润约450万元，韩一和掘到了自己商业生涯的第一桶金。

这样的淘金神话继续在广西四川商会会长罗先友身上上演。1988年4月海南建省，罗先友立即瞄准了这个机会，认为在海南投资房地产开发无疑是个巨大的市场商机，他便赶忙搭乘火车奔赴海南，在经过反复比较后，在地理位置极佳的三亚大东海边上的10亩地租了下来，用作房地产开发。 当时这块地的租金是每年4万元，但两年半他才交第一笔款，后来仅靠这块地就给他带来了几千万元的利润。1990年，罗先友以同样“签约2年半后每年交11万元的土地使用费和利润”的方式，拥有了海口繁华市区2．5亩土地用于修建海口内江大厦。该项目在罗先友只投200多万元的情况下就给其公司带来5000多万元的利润。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个火红的创业大潮中，像徐束萍、韩一和、罗先友那样数以万计、一批批川商都勇敢的冲出夔门，从而造就了自己宏伟事业。

冲出盆地的千年渴望

“千百年来，冲出盆地，冲出陆地，拥抱蓝色海洋，就一直是四川百姓的渴望。”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谭继和说道。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何开四也说道，“正是由于盆地的相对封闭性，才造就了川人想冲出平原，冲出盆地的渴望，越是封闭的地方越有扩张性。”

直到现在我们还可以触摸到一两千年前，那些满载货物的马匹，从成都一路南下，夹杂着川商们的谈笑与吆喝，响遍了沿途的山谷与村落，那些清脆的马蹄声、悦耳的铃铛声响彻在我们的“南方丝绸之路”上。

这些披荆斩棘的川商先祖，以一种契而不舍的精神开辟了南方丝绸之路，并在历史上留下了最为辉煌的一笔。正是在这条充满艰难困苦的通商之路上，一个个家财万贯的川商先辈诞生了。

西汉时期，张骞在出使西域时即在大夏（今阿富汉北部）发现蜀布与邛杖，当地商人告之曰：“从东南身毒国（今印度），可数千里，得蜀贾入市。”（《史记&S226;西南夷列传》）可见，在张骞开辟丝绸之路以前，川商就已经与印度等国有了频繁的贸易往来。

在此之前的秦汉时期，许许多多的川商就以开放的姿态，走出盆地，走出剑门、走出夔门，与四方进行了贸易交流。正如李白在《蜀道难》中写道：“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可见，当时盆地出川的商道就已见雏形。

而在更早的三星堆文明中，同样可以看出川商冲出盆地，冲出夔门的商业勇气。

谭继和介绍道，“把三星堆文明同通向远方的古蜀商道联系起来解读是有意义的。在三星堆祭祀坑的龙虎尊等器物内出土了海贝4600枚，其中包括环纹贝和虎斑纹贝，这应该是古代闭塞的天府之国同南海交通的明证，也不排除是殷商文化南进与商品交换的影响。除了这一明证之外，应该说，三星堆文化的青铜铸造技术和玉石工艺，就是中原夏商文化与蜀文化交流融会、互补互融的产物。”

各地四川商会陆续组建

走出剑门，冲出夔门的川商们，商业意识的火种开始觉醒，并开始熊熊燃烧。从2004年后，在外地的川商通过自身的各种努力和整合，成立了越来越多的四川商会，这无疑表明了，川商正在酝酿以群体的力量崛起于中国商界。

2003年3月31日，广东省四川商会成立，这是我省在外地成立的第一家商会。

2004年10月，广西四川商会成立。

2005年4月6日，陕西工商联川渝商会在西安成立。

2005年9月19日，大连市总商会川渝商会成立。

2005年12月26日，新疆四川企业联合会在乌鲁木齐正式成立。

2006年6月21日，湖北省四川商会成立。

2006年6月30日，贵州省四川商会成立。

2006年10月19，河南省川渝商会在郑州成立。

2007年2月5日，上海市四川商会接牌成立。

2007年4月6日，重庆市四川商会成立

2007年11月14日，海南省四川商会成立。

2007年12月6日，温州市四川商会成立，在温州创业的巴蜀儿女有了自己共同的“家”。

……

正是在这一轮川商抱团大潮中，全国各地成立了10余家家全国各地还将有越来越多的四川商会成立。

据了解，目前在广西工作的四川人约120万，投资的四川企业约3000多家，加入广西四川商会的企业会员有200多家；而在湖北省，川商人员至少有10余万人，湖北省四川商会旗下大约有300多家会员，总投资总额达300亿元；在上海，近年来在该市打工的四川人大约有65万人，分布在金融、房产、餐饮领域，其中涌现了一批企业家、金融家、艺术家和房地产老板。佼佼者中就有东方希望集团掌门人刘永行；上海明泉企业（集团）董事长王云，兴力达集团董事长张钧等巨头，他们的企业净资产都是在20亿元以上。

另外，在贵州加入四川商会的大约有100多家会员，资产上亿元的要占25%以上，10到20多个亿的就有3人，川商四川广安杨中安就达20多亿。40%以上的人资产达到1000万元以上，整体实力非同小可；在新疆，当地四川商会首批会员企业已达300多家，其中投资规模达亿元的有金和集团、天地集团、泽天石化、宏泰集团、鑫泰集团、西隆房产、珠峰工贸、好家乡等20多家企业；在河南，目前有川渝籍人员100余万人，川渝商人约20余万。所从事的行业涵盖餐饮、建筑、家具、电器、等20余个行业；而在重庆，四川在渝从业人员则高达200余万人，兴办企业在5万家以上。

除了国内有四川商会外，在新加坡，四川商会已经有会员200多家，这些来自四川的企业家不但交流的感情，而且还找到了不少商机；而在华盛顿，当地的四川商会也有100多家企业，与国内商会不同的是，商会除了联系感情外，还搞“产学研”项目，相当于一个有实力的科研机构，这使当地的四川商会受到了美国当地企业的极大重视力。

全世界的四川商会正如同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据初略统计，目前川企在外地加入商会的企业至少在2100家以上，已初成规模。

不断走向全球的川商

在越来越扁平的世界里，川商冲出盆地乃至大举海外拓张求发展，求生存将无可选择。于是，一股从三星堆、南方丝绸之路时代就薪火相传下来“冲出盆地，拥抱蓝色海洋”的开拓冒险之火，现在正得以熊熊燃烧。

2007年3月29日，长虹投资1000万美元在捷克设立的长虹欧洲电器有限公司建成投产。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在捷克投资最大的一个项目，也是中国家电企业在欧洲自主投资的第一个海外生产基地。该基地总产能将达到100万台，产品涉及空调、冰箱、手机、机顶盒等产品，实现长虹全线产品的欧洲本土化生产经营。

长虹新闻发言人何克思说，此前长虹已经在印尼、澳洲、捷克、韩国投资设厂，在美国、法国、俄罗斯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按照长虹的战略布局，到2010年，长虹将力争海外销售收入占公司总销售收入的30-50%，自主品牌比重达到20-50%。

除国企长虹外，四川民企“走出去”的激情更高。早在1999年，新希望集团旗下的饲料产业就开始在越南建设工厂，从而拉开了四川民企大举进军海外市场的序幕。2007年5月19日，新希望更是增发新股8200万，筹集巨资大举向东南亚市场拓张，项目包括孟加拉有限公司、越南新希望海防公司、新希望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公司、新希望印度尼西亚泗水公司、越南新希望胡志明公、上述五个项目涉资共计近2410万美元。目前，新希望集团海外公司在越南已有4家、菲律宾2家、印尼2家、孟加拉国1家，海外兵团阵容雏形已成。

同样作为四川农牧企业的通威股份，继新希望之后也迈出了海外扩张第一步。通威与广东恒兴在越南共同设立的越南越华水产饲料有限公司今年将建成投产。按照通威股份的战略规划，未来几年该公司将在越南设立5家投资规模在500万美元以上的水产饲料加工厂，最终在越南达到100万吨的销售规模，成为通威重要的海外基地。

四川民企除了在农牧板快大举海外扩张外，还在矿产、机械设备、化工、软件等多领域展开了全方位的海外扩张。四川宏达集团在2006年，就已组团进军非洲，在坦桑尼亚投资1000万美元注册了中非国际矿产开发有限公司。一年多来，该企业在矿产、码头、高端服务业三大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2007年9月10日，总部在眉山的四川金象化工股份在老挝乌多姆赛省投资的资源开发项目也获得批准。另外，2007年，四川省还核准了颠峰软件、迪威特通讯、天光实业等4家中小型软件开发企业在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设立软件开发公司。

来自四川省商务厅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上半年，四川境外投资明显提速，全省新批准境外投资企业16家，投资总额2867万美元，其中中方投资额2515万美元截止2007年6月底，四川境外投资企业累计达到99家，投资总额4.57亿美元，其中中方投资额3.25亿美元。从境外投资的区域市场分布看，东南亚（含港澳地区）占36家，非洲22家，中亚及俄罗斯、中东欧13家，欧美日发达地区12家，南美6家，南亚4家，其他地区6家，初步形成了以东南亚和非洲市场为主的较为宽广的市场布局。

按照规划，到2010年，四川省境外投资企业数量将有望达到200家以上，其中境外加工贸易企业100家以上，境外资源性开发类企业30家以上，承建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1个以上。到2020年，实现境外投资企业数量突破1000家，形成10家有较强国际竞争实力的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

“近两年来，四川企业越来越意识到走出去的重要性，其海外拓展也颇有成效，我们四川省工商联还将发挥‘新加坡成都中心’作用

，加快民企实施走出去战略。”四川省工商联经济技术委员会秘书长王鸿璋说道。

雄起！向全球进军！

走向海外的川企，这股觉醒的商业力量，注定将要诞生影响世界的跨国企业。

正如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所展示的世界未来发展方向那样，“全球化3.0”将深刻地影响我们的经济、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改变每个人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乃至生存的方式。

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弗里德曼将全球化划分为三个阶段。“全球化1.0”主要是国家间融合和全球化，开始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时，持续到1800年前后，是劳动力推动着这一阶段的全球化进程，这期间世界从大变为中等。“全球化2.0”是公司之间的融合，从1800年一直到2000年，各种硬件的发明和革新成为这次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从蒸汽船、铁路到电话和计算机的普及，这其间因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而被迫中断，这期间世界从中等变小。而在“全球化3.0”中，肤色或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不再是合作或竞争的障碍。软件的不断创新，网络的普及，让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和印度的人们可以通过因特网轻松实现自己的社会分工。

以信息技术为载体的新一波全球化，正在抹平一切疆界，世界变的越来越小。

正是在这样的经济浪潮中，川商走向世界参与全方位的经济竞争就将显得不可避免。由是，IBM大中华区董事长周伟琨在《世界是平的》序言中才说，一个企业面对“世界是平的”有三种经历，最先是国际化企业，到跨国企业，再到全球整合企业。

如此，对于那些深具抱负的川商来说，走出剑门，冲出夔门，从而走向海外，仅仅是企业发展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而已。

川商，雄起！向全球进军！